话。

    当然，他们更害怕走过禁区的红线。因为跨越了红线，可能导致自己失去职称、待遇和房子。

    不是吗，国内研究农民问题非常有成就的著名学者秦晖，因为帮农民说了几句话，就失去了清华的教职。他的遭遇没有激起同样是教授的学者们的同情和愤怒，反而大大地助长了冷漠和虚伪的泛滥，以及犬儒主义的盛行。人们没有把尊敬给予勇者，反倒在背地里窃窃私语：quot;他就是前车之鉴，我们再不能像他这样惹火烧身！quot;

    集体quot;缺钙quot;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或者玩弄国故，或者炫耀quot;后现代quot;；或者关心在quot;核心期刊quot;上发表论文数量，或者像红眼的公鸡一样盯着有限的几个quot;一级教授quot;的名额。最成功者，或许还能够博取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头衔，代表quot;人民quot;去参政议政。然而，他们当中究竟有几个人愿意去关注和理解农民的问题呢？

    无论是否来自乡村，一旦走进书斋和学院，他们就远离了苦难最深重的那群人；一旦走上了仕途，他们就学会了说假话，练就了硬心肠。《圣经》中说：

    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马可福音12：38-39》)

    学者和作家中，也有少数的人真心关注农民问题，例如秦晖。在国内的学者中，秦晖对农民问题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他发现，中国的农民问题在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尴尬：统治者越是quot;重农quot;，农民越是倒霉。这个怪圈一直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彰显着。

    主导秦朝国策的法家，焚书坑儒而唯quot;耕战quot;是务，把quot;上农除末quot;的调子唱得最高。但是，把农民逼得走投无路、群起造反，以至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的，也是秦。靠农民起义上台的朱元璋，张口quot;朕本农民quot;，闭口quot;享我农师quot;。他不仅quot;立法多右贫抑富quot;，还下令quot;农夫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quot;然而，蒙他如此推重的农民，却悲惨地发出了quot;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quot;的呼声。

    与之相似，五十年代的主政者颂扬农民的调子越唱越高--从quot;同盟者quot;到quot;主力军quot;，从quot;民主革命的动力quot;到quot;蕴藏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quot;，从quot;亚洲的农民比欧洲的工人更先进quot;到quot;贫下中农上管改quot;，结果如何呢？调子最高的时候，饿死的农民也最多。

    农村、农业和农民这quot;三农quot;问题，又不仅仅是就quot;农quot;言quot;农quot;所能够解决的。秦晖指出：quot;如今到农村改革深化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农民流动、地权整理、乡企转制、村政改革、减轻负担……但正如民工潮与乱占耕地这两件事突出地显示的：现在的许多农村问题根子实际在城市，改革到如今，就农言农已经很难再改下去。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句老话如今应该反过来说了：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中国问题。quot;因此，任何忽略农民利益的改革，最终都将是失败的改革。农民的命运得不到真正的改观，中国的现代化就只能流于空谈。

    宁萱，在农村里，还有许许多多像我爷爷一样的农民，悄无声息地活着并且死去。

    我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我的身上流动着他们的血脉。在他们的身上，我寻求到了quot;为何写作quot;、quot;写作什么quot;以及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