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我的目的地前几站下了车，于是我终生记住了一个叫“五原”的地方。列车每到一站车厢里照例是一片慌张忙乱，有人提行李下车有人提行李上车挤来挤去大呼小叫，而那胆怯的男子却镇定若素，在昏暗的车灯下始终不放松对我的监视，见我没有和她一同下车似乎还有点诧异。她一手拎个拉链包一手提个网线袋，磕磕碰碰地好不容易走出座位。到通道时她还回过头匆忙地与我的目光对接了一下，但这世界上唯一的亮光仅仅一闪烁便被后面挤来的人扑灭。从此她随着人流涌人茫茫人海，我再也找不到她的眼睛及同她的眼睛一样的眼睛。

    虽然在列车上她将男人的活力赋予了我，激发起我想与女人过“夫妻生活”的冲动或说是“发情”，但与真正的女人过了半次“夫妻生活”却是在几年以后。

    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政治口号下几年以后形势确实有了很大变化，农场的群专队早已解散，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又上了台，那时叫做“恢复工作”。如今被管的人又管人管人的人又被管，这种勿须通过投票选举的轮流执政据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才有的真正民主”。想起来当年要在月经纸上去“找突破口”真毫无必要且非常可笑。“走资派”又当了场长，他也没有借口私自用“国家财产”代替草纸而报复医务室的小李小王。“走资派”没有“斗倒斗臭”却被斗怯斗怕了，经过“锻炼全体干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锻炼，他决不会再坚持原则主动工作，所以我也原谅他没有专门成立个“劳改释放犯”的小队叫我当队长。有时他回到原先群专队的所在地也就是我劳动的生产队来视察，见了我不过点点头而已，不再夸奖我已经改造好了。当然我还不至于假到去问他为什么失信，人一当官马上就忘了他过去说的话。

    不过凭良心说我的处境毕竟有很大改善。因为革命群众失势后再也不热衷革命，才发现生活上不可缺少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他们来说大大超过革命的重要性，而那时的社会主义怎么也“为人民服务”不好这“开门七件事”，劳动妇女仍然用印满“为人民服务”的硬邦邦的报纸垫月经带，反正那种政治宣传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于是革命群众开始大发牢骚，上工不干活，干活不出力，在田里拄着锹三五成群地“讲怪话”。那些＊怪话”的反动性大大超过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言论，我这个右派分子也就被他们看作是自己人了，革命群众亲见地称我为“老右”。

    本来我是可以申请到一间上房的，然而母亲还没有等到我把自己安置妥当便在偌大的北京孤独地去世。这一段请让我略去，我有权和那些有意回避“文革”的人士一样极力回避会使自己崩溃的历史。他们以为叫大家少谈“文革”“文革”就会在民族的记忆中仅仅淡忘，果然，今天的大学生已经不太了解“大跃进” 及“文革”真正的历史面貌，大学高中初中往下依次递减，以至于毫无所知，一个后人无法超越的一贯伟大正确的神话，就在患有失忆症的民族中树立了起来。那么，是不是我尽量不谈母亲母亲也会在我的记忆里逐渐消失？为了我的精神免受痛苦，我倒想试一试。

    在农场，没有家庭的单身农工过日子比较简单：“两个饱一个倒，家里连个油瓶子都没有，扯床被把一家子都盖上了，炕上又没个女人等他ｘ，这样的人不叫他干活他还闲得慌。”所以生产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好像单身汉一定要比拉家带口的工人干得多。凡是遇上加班加点的工作或繁重劳动，队长组长总是叫单身汉去。革命群众虽然在政治上已把我当作普通人，但一致认为我是个特殊的劳动力，过日子又简单劳动又好又没女人等我Ｘ并且遵守纪律，叫干什么干什么，使用起来得心应手，这样我就几乎成了大家的工具。和我过了半次“夫妻生活”并给了我很大启发的女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遇到的。

    我的生产组长是个复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