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任重当即明白了，但他觉得这个办法不妥。可是这时候他的脑子被古董、钱如泉、“黑炮”、汉斯、赵信书和“社会比过去复杂了”等等所干扰，乱成一团，也没有表示异议。吴书记两眼还瞪着周绍文，不太懂得这位副书记的圈子。至于郑副厂长，他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个会上。他当了多年的副厂长，工作勤勤恳恳，没犯过大错，可是这次调整班子，他还是副厂长，却让李任重当了正厂长，所以他抱定了冷眼旁观的态度。这时，管财务的王副厂长忍不住了，皱着眉头拍了拍记录本。“行啦，行啦！”他不耐烦地说，“我看我们也别再讨论了，就照周副书记想的办法办吧。老郑，既然你已经请了一个翻译，那就请到底算了。咱们顶多给他单位付点借调的劳务费和出差费，要不了多少钱。我告诉你们，Ｓ市的招待所愣敲竹杠，一套特级房间一天要我们四十多块钱；机器还放在车站的仓库里，每天又要付钱，过期不取还要罚款！咱们坐在这儿讨论，人民币可是不停地朝外淌哩！”

    “嗯，老周的办法倒是个办法。”吴克功终于恍然大悟，高兴地说，“既然请了一个大学生来，就让他一直陪同当翻译好了。老郑，你再跟省社会科学院商量商量，把这事定下来。至于赵工呢，”他把脸转向厂长李任重，“咱们也别难为他，还是要注意知识分子政策。你想，要是他没啥问题，我们不让他跟那个德国人接触，对他也没啥妨碍；要是他真有啥问题呢，我们让他跟那个德国人接触，不是倒给他提供了一个犯错误的机会，反而害了一个同志么？你说，是不是这样？”

    李任重看着吴克功笑眯眯的脸，觉得这位党委书记抱的态度还是与人为善的，心里不觉有些感动。“好吧，”他点点头。“我们目前也只有这样做了。”

    事情总算在第三次党委会上定下来：赵工靠边，找人顶替，赶快去接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