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他一点可疑的材料。附近社队干部全倒了，他成了硕果仅存的宝贝。其实，他们魏家桥大队的“黑田”就占全大队耕地面积的七分之一。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给他最大的教育，就是使他真正认识到了“群众是铜墙铁壁”，许多倒下去的干部并不是拍上面的马屁拍到马腿上去了，而是得罪了群众；倒霉的人必有他可恶之处，幸运儿自有幸运的道理……

    信封里装着一张写得很潦草的信纸，他只能认铅印的或打印的仿宋字，书写体的信他连一半也读不下来。他又把信纸塞进信封，往政治干事面前一扔。

    “我不看。你说吧。”

    政治干事无可奈何地看看他，想了想，又对他谅解地一笑，把信装回口袋。

    “咳，是这样的：他们夺权，实际上是反革命行动，跟毛主席支持的上海工人不一样。你原来欠考虑，站错了队，可反戈一击有功哇。我告诉你一个绝密：他们夺了权以后，内部又分出了一派，叫‘红革造’，清一色是革命干部、红五类，没有那些嘎尔马什的狗崽子。其实，那就是保咱省委、贺书记跟王书记的，‘红革造’决定在星期天——四月二十二号举行反夺权，也不要你使多大劲，你就在你附近公社、大队凑上二百个年轻力壮的社员，打起‘农民赤卫队’的旗号，那天到县上去一冲，这就证明咱们反夺权有贫下中农的支持了……”

    骤然，一种领袖欲和野心混合在一起的汁液，像针剂一样注入了他的血管。他如同喝醉酒似的又飘然又兴奋。在那天批斗贺立德的大会上，他就曾这样想：啥“滚他妈的蛋，罢他妈的官”，要叫我这个没上过学的庄户人来编词儿，还比你们强哩！可是这些人居然也能搞得“天翻地覆慨而慷”。既然把世界翻个个儿是这么容易，我魏天贵为啥不能试试呢，这个桀骜不驯的汉子在那时候就滋生了一种想去与“造反派”拼搏一下的勇气。现在，正如政治干事鼓动他的：“历史的任务是历史地落在你的肩上了。”他捋捋袖管，决定干它一番。

    第二天一早，他跑到本公社的其它大队和罗渠公社的几个大队去纠集人。就在这时候，他也没有忘记尤小舟的话：“要保护好自己的乡亲。”他跟那些还没倒下去的社队干部多说了一百，谎称王一虎要的是三百，他自己大队出一百，其余的二百要由别的大队出。果然，他成了反面人物以后，号召力倒更大了，下午，各大队就派人把认的人数给他报了来。愿意支持他反夺权的人十分踊跃，竟上了千。

    他从一千多人里挑出二百个精壮小尕子，魏家桥大队单枪匹马仅出了他一个。四月二十三日清晨，他率领二百人马，杀气腾腾地往县城开拔了。

    “喂，听着，”他骑在大青骡子上，挥舞着民兵练武用的红缨枪，向魏家桥大队的队长和社员们发表告别演说，“小麦要淌头水了。渠要清好，化肥要撒匀。‘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一寸还不行，得长一尺！要不，现在全国都在武斗，国家就没粮啦！”

    “你放心走吧，队上有咱们哩。”

    “天贵，打到省城去，当上省主席，我给你牵马坠镫！”

    “你要拿把青龙偃月刀，就跟咱关老爷一样啦！”……

    “熊！”他勒着不停地倒动着蹄子的大青骡子。“我才不当走麦城的关云长哩，要当，当忠心救主的赵子龙！”

    韩玉梅系着加工房的白布围裙，也在欢送他的人群里。他的目光接触到她那一对黑晶晶、火辣辣的大眼睛，刹那间，如同韩玉梅合上了她管的电闸一般，一道电流猛地鞭打了他一下。他精神抖擞地松开缰绳，两肩一耸，双腿一夹，大青骡子撒开蹄子，风驰电掣一般向庄子头奔去，和等候他的队伍会合。

    一九六七年，中国疯了，他也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