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有极少数。你想想，谁的表现最坏？嗯？”贺立德把重青放在“最”字上。

    “要说坏嘛，各有各的坏法。”他仍然不点具体人的名字，“富裕了，人人都不错。生活一困难，那真是‘洪洞县里没好人’哩。”

    “哎呀！”贺立德被他搞得烦躁起来，“你一向精明能干的，这会儿怎么这样糊涂了？这场运动，我还准备先从你们大队试点，然后在全县铺开哩。同志，要争取走在运动的前头呀！”但是贺立德毕竟是个有修养的干部，他把面前的文件往旁边挪开一点，压了压自己的急躁情绪，又恢复常态说，“魏天贵同志，上面的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好人占百分之九十五，百分之五是地富反坏右和各种各样我们还没有发现的阶级敌人。老实说，我们这个省又比较特殊。解放前我们省不到一百万人口，可地方军阀的部队、政府里的公职人员就有十万。所以我们省比例就更大些了，‘双打’的任务就更重了。我们不按百分之十，也不按百分之五，最保守的估计，百分之二三的坏人总有的吧？你老实说，一百个人里头有没有两三个坏人？对呀！这你也承认有吧。按这个比例，你们大队四百多个社员，难道就没有七八个坏人？你好好想想。”

    “嗯……是不是都得送去蹲劳改？”沉默了一会儿，他试探地问。

    “这个嘛，那不一定，像你们这个一向先进的大队，当然不必要都送去劳改，挖出来，管制住就行了。但是，极坏的一两个，还是有必要法律制裁的。不这样，打不下坏人的气焰。”

    看来，再没有讲价钱的余地了。他开始认真动起脑筋来，想着把谁送去蹲劳改合适。那“挖出来，管制住”的，不必操心，随便拿谁顶个数都行。管制不管制，在他手上哩。

    全大队四百多个社员，他了如指掌：地主王海早死了，子女都在外面，有的教书，有的还当了干部。几户富农和他们的家属，现在胆子比兔子胆还小，干起活来比驴还听使唤，也不能昧了良心说人家坏。其余的都是贫农、中农。他扳过来、拨过去，觉得把谁送去蹲劳改都不合适，最后，精明剽悍的眼睛竟茫然起来。

    “嗐！”贺立德又烦躁了，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手掌在文件上一拍，“这还用想么？老实说，就你庄子上的魏德富，偷得路断人稀，差一点就是土匪了！还有管制分子韩玉梅，到现在还拉社队干部下水。这都是摆在你鼻子底下的，还见不着么？你就把那两个坏家伙抓起来！唉，你平常主意蛮多的，在关键时刻却倒退了，魏天贵同志，你要好好检查检查你思想哩，老实说，最近一个时期，也不知道你怎么搞的，右倾得厉害。幸亏你不是国家正式干部……”

    他挨了一顿批，骑着自行车从县上回来。寒风凛冽，砭人肌骨。月光晦暗，其色惨淡。前车轮在一块冻土疙瘩上一颠，车把一歪，他连车带人翻倒在路边的沟里。幸好，哪里也没有摔伤。他就势坐在沟边的土坎上想开了心思。

    魏德富，是他自小一起打驴仗的小伙伴。青年时代，他们又一起渡过黄河，逃到了内蒙古。魏德富本来是不用逃的，他没有犯法，只不过为了送他。那天凌晨，魏德富一面划着羊皮筏子，一面唱着：“我说当兵的，没个好东西！一把把我拉到高粱地呀，我说当兵的……”过了河，把筏子一扔，说了声：“我也跟你走吧，到大草原上开开眼界……”就跟他走了。到了内蒙古，魏德富也不给山西人的羊柜好好放羊，整天在草原上东游西窜，在蒙古包里吃饱喝足，临走还要顺手牵羊。家乡解放了，他们俩一起回来。土改分地以后，魏德富安安生生地捏了几年锹把子；娶了妻，生了子，老老实实地当了庄户人。可是，自开始“低标准，瓜菜代”，这个人的老毛病又复发了。

    他何尝不知道魏德富“偷得路断人稀”。不过，兔子不吃窝边草，魏德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