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河滩上传来的一股娃娃欢快的童音和毛驴儿的嚎叫，不就完全像现实中一样朗朗入耳，仿佛只要循声而往就会闯进一场激烈的驴仗当中去么？那豌豆花的清香，那在河面上蹦啊跳的鲤鱼的腥气，不就飘浮在这，一阵阵略带凉意的晚风中么？

    他是黄河边上长大的。小时候在黄河的水湾里耍水，大了一点就在岸边放驴、摸鱼、打柳拐子。他的田就在黄河滩上，河水的咆哮伴着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黄河水曾载着他仓皇出逃，黄河水又送他欣然而归。但是，他真正热爱黄河，对黄河产生一种出于理性的自豪感，却来自当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尤小舟。

    一九五九年秋天，还当县委书记的贺立德，把县上一个犯了错误的干部交给他这个大队监督劳动。贺立德告诉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散布悲观情绪，妄图推翻“三面红旗”，所以要把他放到农村隔离起来。“这可是个严肃的政治任务，你们队在政治上很强，我就把他交给你。你要跟看地富一样，看好、管好。只许他老老实实，不许他乱说乱动。”又说，这个家伙顽固得很，大会小会批下来还不认罪，注意别让他跑出去告状。

    其实，那时的他，并不像贺立德说的“政治上很强”。一个穷乡僻壤的基层干部，比庄户人高明不了多少。他只知道除了地、富、反以外还有右派，那是“别人说好，他偏说坏”的“妖怪”，对还没有向县团级以下公开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则全然无知。只道听途说有一个叫彭德怀的元帅，在南方的一个啥山上立下寨子，纠集了一伙伙人反对毛主席。元帅，还了得！那不定有多少兵马，但还是让毛主席打败了。现时，彭德怀的败兵游勇还在全国乱窜。这不，咱们县就有这么一个。他以为这个被打得丢盔弃甲的强盗一定是个獐头鼠目、面目可憎的家伙。收拾这种白鼻梁小丑，他可是心狠手辣的！但等县上的政治干事带着贺立德的条子，领着这个从山寨逃出来的流寇向他报到时，他一看，惊奇之余，倒有些失望了。

    “就是他么？”

    “可不就是他呗！”政治干事是东北人，凑到他耳边说，“贺书记说了，给他派个重活。马号、仓库、嘎儿吗什的，别让他去……”

    尤小舟那时刚三十岁，个子不高，但体态端重；清秀的面孔，皮肤黄白。鼻梁上没有涂着白斑，却架着一副黑框的眼镜，他穿着一身干干净净的蓝布制服，虽然背着行李走了三十多里路，风纪扣还是扣得严严的；跟贺立德一样，也是大口袋里揣着笔记本，小口袋上插着金星笔。整个看起来是一副落难书生的模样。因为没有让他坐，只好坐在自己的行李卷上，一边用新奇而疲倦的眼光打量着地主王海家的北房改成的大队办公室，一边用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花条手帕斯斯文文地擦脸上的汗。

    “嗯，”他端着威严的架势，坐在王海留下的一把破旧的太师椅上沉吟着。对于自己能凌驾于这种穿干部服的、肚子里有文墨的读书人之上，心里乐滋滋的，而与此同时，耳边却响起了秦腔里那种清官常念的道白：“本府看你非行凶作歹之徒。有何冤情，与本府细细诉来。”

    遗憾的是，他虽然入了党，当了社干，但小时候在庄子上听老一辈人说的书和在集上看的大戏，一直影响着他对是非的判断和决定采取某种行动。

    “嗯，你原来是干啥的？”他终于问道。

    尤小舟没有回答，带着倔强的神气垂下眼皮，政治干事说：“他么，就是县委副书记呀！”

    “啊，我到县上咋没见过？”他的天才就表现在这里：他并不惊愕。他听说过五七年的那阵子，好些大官也犯了错误，一个县委副书记算得了什么，他是用一种主管人的口气问这话的，好像县上的干部都应该让他过目一样。

    “他关系刚转来，还没上任哩。你看，放着好好的一个副书记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