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抱着头，沉浸在伤心的黑暗之中。也许，在黑暗里，他心上又浮现出他那美丽的爱人的身影了吧，他竟越哭越响，最后变成了大声的嚎陶，他的嚎陶，和小顺子天真的哭喊不同。这不只是对生命的留恋，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控诉。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号，使我们都震动得战栗起来。

    “你嚎什么？脓疱！你为什么不把老婆送给人呢？你嚎什么？你为什么不把老婆送给人呢？……”农建师生产处技术员老秦抬起头，大声咒骂这个年轻的农工，而且用了极其难听的脏话。他是一九六二年的大学毕业生，在上大学以前就入了党。前年夏天，他响应“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现在却作为“坏头头”被关进来。他一向是文质彬彬的，动作带有演员那种故作潇洒的气派。而今天，他突然一反常态。命运的捉弄、人身的凌辱、不公正的处理，再加上现在死亡的恐怖，把在人类身上还没有全都蜕尽的兽性从他身上一下子引发了出来。在他瘦削的脸上，只看见两道的的逼人的目光和龇露出来的尖利的白牙。他的身子，像一头被打伤了的野兽，痛苦地蜷缩成一团。此时，他表现出来的一点残存的人性，仅在于他想安静地死去。

    “唏、唏！多事、多事、多事！……”

    后墙上那团魔影又扩大了。它的边缘沿着土墙草泥的细缝向四周伸展，就像一幅太阳的图案……

    忽然，三个“刑事犯”不约而同一齐扑向小陈。一个揪住他的肩膀，一个揪起他的头发，一个捂住他的嘴。

    “……狗日的！嚎得人心烦！就是秦技术员说的：你把你老婆送给当官的嘛。活该，活该！谁叫你讨了个漂亮老婆！……”他们下手并不重，一个个脸上还带着疯人的笑容。他们不过是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发泄一下剩余的精力罢了，可悲的、根深蒂固的奴性在此时依然控制着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想起招呼大家合力砸开牢门，跑到安全的地方去，至少同革命群众一道，跑到沙丘上的羊圈去，却在这间死屋里自己作践自己。

    “这样子不对的啰！应该把我们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唦！这是故意把人往死里整嘛……”李大夫不停地用湖南腔的普通话反复唠叨。他颤颤巍巍地，不时用没有光泽的眼睛瞅瞅墙上那团魔影。那片写着“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从日本尿素袋上剪下的白尼龙布，就像一片寿衣在他胸前抖动。

    只有我，安安静静地背靠墙坐着，头垂在蜷曲的膝盖上。可是，我的脑子里却翻腾着一个极其邪恶的念头：妈妈您要赶快死！快死！快死！死在我前面！想到她会看到我血肉模糊的尸体，我的心就揪紧了，像被抓住的蛇一样扭动。是的，现在我的心就像毒蛇一样。我都能感觉到有股毒液从心脏沿着血管蔓延到全身。它不仅使我手脚冰凉，使我捏紧拳头，使我咬牙切齿，而且正一点点腐蚀掉我对人的善意，把我原来单纯、天真、热情的细胞变成一团团癌组织。

    一个多月以前，农建师“联委会”命令我到这个团场来“办学习班”。虽然这个武装连以关押本师各种犯人而闻名，使我有一个不祥的预感，但我还是抱着良好的意愿——我，一个年轻的“摘帽右派”，应该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中荡涤身上的污泥浊水，把自己彻底改造好。那天，妈给我炒了碗蛋炒饭，冲了碗酱油汤，为了不使汤泼出来，一直用手扶着摇摇晃晃的破桌看我吃完。我出了院墙，坐进在门口等我的吉普。妈像一尊塑像似地立在断墙的豁口中间，只有一绺白发在微风中拂曳。她忧伤的眼光从松垂的眼睑下凝望着我，给了我最后一点母爱的光辉，我再一次目测巷口自来水站到我家那口大缸的距离，看到那条用碎砖铺就的坑洼不平的小路，想到妈一个人今后生活的艰难，我的眼睛濡湿了。但是，我绝没有想到这就是永别。我在大学一年级时因为在《诗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