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还是在发愣呢？我就不知道了。她吃得很少，筷子大部分时间都架在面前的小碟子上。

    我上了一趟厕所，回来时从侧面看见苗苗，她坐得很直，腰背挺着，身体呈现出一个向内的弧度。这顿饭吃了两个多小时，苗苗就这么一直挺直上身，甚至很少移动。我在想，这真的很难得啊！

    借着酒劲，我端起杯子伸过去，对苗苗说：“苗苗喝酒！”

    苗苗拿起杯子，和我碰了一下，然后喝了一口。碰杯的时候她仍然端坐不动，姿势没有任何变化。为了不至于显得过于突兀，我和向丽、覃海燕也碰了杯，甚至拿着酒杯在六岁的贝贝的可乐罐上也碰了一下。

    这一轮碰杯恰是时候，覃海燕对江北、老麦说：“喝酒喝酒，别光顾了说话。”

    江北拿起杯子，对老麦说：“喝酒喝酒。”

    老麦说：“我只喝饮料。”

    江北说：“操，你们信了的人就是不同，真没意思。”

    老麦说：“不同的地方还有很多啊……”他拿起椰汁和江北碰了一下。

    气氛不再那么紧张了，大家都恢复了必要的幽默感。

    饭后大家一路散步，向公交汽车站走去。老麦回招待所，他对酒吧、卡拉OK之类的夜生活不感兴趣，说要早点休息。苗苗、向丽回学校，我和她们同方向，可以乘同一路汽车。

    路上，江北、老麦继续辩论，向丽对争论有兴趣，和他们走一排。覃海燕带着贝贝落后。不知怎么的，我和苗苗走到了一起。

    很长时间里我们沉默着，后来我问苗苗：“你是南京人吗？”

    她回答说：“不是，我从小在西安长大的。”

    我说：“是吗？我在西安读的大学，待过四年。”

    苗苗说：“我妈现在还在西安。”

    只说了这么几句话就到了车站。老麦的车先来，他上去后通过车窗向大家挥手道别。

    不久我们的车也来了，临别时江北对我说：“替我送送两个小妹妹。”

    我和苗苗、向丽上了车，向车尾走去，在最后一排座位上坐下来。公交车摇晃着向前驶去，车厢里的灯熄灭了，沿途的路灯和商店里的灯光照射进来，乘客包括售票员一概沉默不语。这趟车很空，没有站着的人，从我们所在的后排能看见前方尽头司机黑沉沉的背影。苗苗靠窗，坐在最里面，向丽挨着她，我坐在最外面。

    向丽问起我对今天江北、老麦争论的看法，我应付了几句，然后不失时机地掏出两张名片，一张递给向丽，一张越过向丽递给了苗苗。她们都说了声“谢谢”。

    向丽把我的名片放进她的挎包，之后摸出一支笔、一个小本子，用包垫着，在黑暗和颠簸中写了她的寻呼机号码。她撕下那页纸递给我。苗苗则拿着我的名片，脸始终向着窗外。我觉得她的动作几乎是下意识的，如果她的手一松（这完全可能），我的名片就不知所踪了。

    第一部分一年里我再也没有见到苗苗

    我认识马松是九五年五月上旬的事，一周后我去东文参加舞会，认识到了苗苗，舞会后一周，在江北家里我再次和苗苗不期而遇。我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接下来的一周，它来了，又过去了，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之后又是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我再也没有见到苗苗，也没有听到她的任何消息。

    我经常往东文跑，往江北家跑，和马松、吕大元都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他们就像约好了似的，从不说起苗苗，他们不说我自然不便主动问起。

    一年中，我有过两次和苗苗的“接触”，不是见面，也不是听说她的消息。我只是得知此人的确存在，就在南京，并不是我的主观臆造。

    一次朋友聚会，都到齐了就缺江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