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到伦敦。

    我不知道是否应该跟杨弘念说一声，虽然他那样可恶，但他毕竟和我一道来的，我一声不响地离开，好象说不过去。

    我走上杨弘念的房间，敲他的门，他睡眼惺忪出来开门。

    “什么事？”他冷冷地问我。

    “通知你一声，我要走了。”

    “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吵醒我？”

    “对不起。”我难堪地离开走廊。

    他砰然把门关上。

    我愈想愈不甘心，掉头走回去，再敲他的门。

    他打开门，见到又是我，有点愕然。

    “就是因为我输了，所以你用这种态度对我？”我问他。

    “我讨厌失败，连带失败的人我也讨厌。”

    “我会赢给你看的。”我悻悻然说完，掉头就走，听到他砰然把门关上的声音。

    我憋着一肚了气，正要离开酒店的时候，大堂的接线生叫住我：

    “周小姐，有电话找你，你还要不要听？”

    我飞奔上去接电话，是文治。

    “你好了点没有？”他问我。

    没想到是他，我还以为是杨弘念良心发现，打电话到大堂跟我道歉，我真是天真。

    我努力压抑自己的泪水。

    “我现在就要坐夜车去伦敦。”我说。

    “路上小心。”他笑说。

    “你可以等我回来吗？回来之后，我有话要跟你说。”

    回去之后，我要告诉他，我喜欢他。

    “嗯。”他应了一声，彷佛已猜到我要说什么。

    “我要走了。”我说。

    “再见。”

    “谢谢。”

    在从巴黎开往伦敦的夜车上，都是些孤单的旅客，可是我不再孤单。

    在伦敦，我用身上所有的钱买下一个小小的银色的相架，相架可以放三张大小跟邮票一样的照片。相架的左上角有一个长着翅膀的小仙女，她是英国一套脍炙人口的卡通片里的主角花仙子。相架上，刻着两句诗，如果译成中文，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五天之后，回到香港的家里，我正想打电话给文治，良湄的电话却首先打来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找了你很多次。”

    “刚刚才到，什么事？”

    “徐文治进了医院。”

    “为什么？”我吓了一跳。

    “他前天采访新闻时，从高台掉下来，跌伤了头。”

    “他现在怎么样？”

    “他昏迷了一整天，昨天才醒来，医生替他做了计算机扫描，幸亏脑部没有受伤。”

    我松了一口气，问良湄：“他住在哪一家医院？”

    我拿着准备送给他的相架，匆匆赶去医院。只是，我从没想过，走进病房时，我看到一个年轻女人，坐在床沿，正喂他吃稀粥。

    那一剎，我不知道应该立刻离开还是留下来，但是他身边的女人刚好回头看到了我。

    “你找谁？”女人站起来问我。

    头部包扎着的文治，看到了我，很愕然。

    我结结巴巴的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让我来介绍——”文治撑着虚弱的身体说，“这是我的同事周蜻蜓，这是曹雪莉。”

    “你也是报告新闻的吗？”曹雪莉问我。

    “我报告天气。”我说。

    “哦。”她上下打量我，彷佛要从中找出我和文治的关系。

    “请坐。”文治结结巴巴的跟我说。

    “不了，我还有事要办。”我把原本想送给他的相架放在身后，“良湄说你进了医院，所以我来看看，你没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