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上帝知道多少人的头发，伦理学就知道多少个人。

    ——基尔克果

    一九六七年春天……

    院子里只剩下我们一群十岁左右的小孩子，父母们和大孩子们都参加文化大革命去了。有的在学习班里背主席语录改造思想，有的在大街上通宵达旦辩论造反还是保皇，有的在不知什么地方彻夜印传单。那个春天的日子，其实是相当激动人心的。

    趁大人们不在，院里的小孩子们分成两个阵营，用自制的木头大刀和长矛玩相互厮杀的游戏——从底楼杀到三楼，从三楼杀到底楼，免不了有喊叫、受伤、委屈、流血、哭号。我们每天晚上都玩这种游戏，敌对的两个阵营每天都在分化、重组，有人叛变，有人当奸细，有人当领导核心。

    一天——那个激情万端的春天并无特色的一天夜里，敌对阵营的头目和谈失败后，指挥自己的部队（一方番号是“井冈山兵团”，另一方番号是“延安纵队”）开始厮杀，院子里闹哄哄的。突然停电了，整个院子一下沉入黑洞洞的深渊，厮杀的双方再也看不清对方。世界剎那之间不在了，没有父母在身边，又没有电灯的处境使模仿的革命游戏激情变成了不知身在何处的恐惧。两个阵营之间虚拟的敌对伦理不见了，大家不分政治观点，不分男女界限，牵着手，搂着腰，挤缩在一起，不知如何度过入春后依旧冷冽的这个寒夜。

    我们中间有一位刚念初中三年级的大孩子，也许因为高度近视，没有上大街辩论或散传单。他并没有参加我们的革命游戏，只是同时给斗争的双方提供战略和战术指导。只有他在没有电灯的黑暗中显得比较自在。

    黑夜静得让我们心惊。

    （2）

    这个大孩子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他坐在破旧的窗台上，讲起了福尔摩斯的故事，故事中的惊险覆盖了我们心中的恐惧。接着，他讲了凡尔纳讲的奇妙的故事、雨果讲的令人感伤的故事、梅里美讲的让人痴想的故事。他叙述的时候，我们不再惊恐地四处张望，不再慌张地想要寻找蜡烛，甚至不再期待电灯重新亮起来。这个大孩子讲的前人讲的故事，像温暖的手臂搂抱着我们，陪伴我们被遗弃的、支离破碎的长夜。时间，若有若无的时间被叙事填满了。

    从那以后，我们不再玩分成两个阵营厮杀的游戏，而是要这大孩子讲故事。直到有一天夜里，大街上的革命斗争已经动枪了，院子没有停电但必须关灯，我们围坐在大孩子脚下，他仍旧坐在破旧的窗台上讲故事——讲雨果讲的，大家都忘记了关灯，一颗半自动步枪子弹不知从何处飞来，横穿过大孩子的脸颊，崩掉了他三颗大牙……

    据说，人类开始讲第一个故事时，与我们院子停电时的处境差不多：原始穴居人在夜色降临后，感到时间的支离破碎和空间的若有若无，有一天——故事总是从这暧昧的有一天开始，一个年长的穴居人讲了一个故事，讲的是……听过故事以后，穴居人心里暖和起来，明天的艰辛和困苦变得可以承受了。

    叙事改变了人的存在时间和空间的感觉。当人们感觉自己的生命若有若无时，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破碎不堪时，当我们的生活想象遭到挫伤时，叙事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返自己的生活想象的空间，甚至重新拾回被生活中的无常抹去的自我。“当幸福在时，我们便拥有一切，而当幸福不在时，我们便尽力谋求它。”如果伊壁鸠鲁的这话说得恰当，又如果谋得幸福是伦理学的基本主题，那么，叙事对于人们谋求幸福就是必不可少的，它可能既是人们关于幸福（或不幸）的知识，又可能是人们在幸福之中的时间和空间。

    “神往往不过是叫许多人看到幸福的一个影子，随后便把他们推上了毁灭的道路”（梭伦）。这个神无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