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但是如果只是因为我是女性，那我真的不能够接受。

    管理层还是非常的犹豫。我也明白他们。一方面相信如果我去的话，在新闻采访方面不会有任何的担心，另一方面却又从心底里不舍得。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同事的签证已经到期，公司面临是否派人补上的选择。而这个时候，手头已经有签证的只有我和我的两名摄影师。为什么两名摄影师，是因为我觉得需要以防万一，结果证明我是正确的，因为之后在约旦发生车祸，我的摄影师陈汉祥受了伤，结果另外一名摄影师蔡晓江马上能够补上。

    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司通知我说，希望我马上出发，前往伊拉克。

    在香港，我订好了从约旦首都安曼到巴格达的机票。

    但是就在飞机从香港抵达阿联酋的迪拜等候转机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是中国驻伊拉克大使打来的，他说，知道我准备进入伊拉克，希望我不要这样做，因为所有的中国人正在准备撤离。我说好吧大使，只要你在伊拉克，我们就不会进入。

    我这样说，是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因为只要大使撤离，那我之后再进去的话，就不算违背我对他的承诺了。

    到了安曼，终于等到了美国最后通牒的那天。我想我应该做的，就是到最靠近伊拉克的地方，那就是伊拉克和约旦的边境。边境小镇已经被外国媒体住满，而我们只带着被褥干粮，因为我们不知道要在边境守多长的时间。

    到了边境，发现在边境通宵等候的只有我们。心里面有点忐忑，为什么别人都不来，难道我的决定不太明智?不过既来之，则安之。几个小时之后，香港总部的电话打来，美国向巴格达发射炸弹了。

    我知道我要准备工作了。几个小时之后，我迎来了第一辆从伊拉克开过来的车，车窗玻璃被炸弹炸碎。车上的人告诉我们，在从巴格达到约旦的路上，美军在不断地轰炸。他们就是受害者之一。

    天渐渐亮了。边界上面出现了一批人。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些人应该是从巴格达撤出的。结果我的判断没有错，虽然他们不是伊拉克人，但是却是第一次从巴格达撤离的人。就这样，我成为第一个采访到这批难民的人。就在我收起话筒，准备去传送的时候，其它的外国媒体陆续到达。看着他们争先恐后地采访，我的心里面还是有点得意的。

    接下来，我面临着是不是要进入巴格达，或者说到底什么时候进去的问题。我找好了司机，了解了当地的情况，并且准备好了进入的日子。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出了车祸。还好我在事先多预备了一名摄影师，就在受伤的摄影师飞回香港的同时，蔡晓江从香港飞往约旦。

    机会就是这样，一不小心就会从你的眼前掠过，如果你的准备不够充分的话。如果公司同意我去伊拉克替换我的同事，但我却从那个时候才开始申请签证的话，我想还没有把签证办下来，可能战争已经打响了，那么我就错过了去伊拉克的时机。如果我没有做多一手准备，预备多一名摄影师的话，当车祸发生之后，我所能够做的，可能就是和摄影师一起打道回府。如果没有进行尝试的话，我就不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家采访到第一批难民的记者。所有的这些，都让我更加地相信，机会总是在那里，但是只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

    关于机会(3)

    很多时候，争取到了机会对于自己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如果对于自己的能力没有充分的了解的话。

    作为一个中层管理人员，我从来不相信机会应该平均分配给手下的做法，越是重要的事情，我越是会把这个机会给我信得过的同事。因为电视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行业，每个人的行为会在荧屏上被人一览无遗。

    曾经有这样一件事情，我的一个同事，她曾经是一个资深的报纸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