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上海）、运河沿线（台儿庄、泊镇、济南、沧州）、以及首都要地（北京东郊、昌平），都有了哲合忍耶的寺坊；不仅在黄土高原的粗鲁农民中，就连河套一线的商路上也处处有秘密的哲合忍耶商号货栈，在山东北京等名城大坊之间隐藏着信仰哲合忍耶的上层人士。核心教区，如宁夏黄河灌区密麻麻数百座村庄修着堡墙。堡内有寺，墙上架枪——太平年月里也早已寓兵于农。往日的流放地——新疆、云南、贵州都已严整坊寺，信使往来，随时向金积道堂请示教旨，或随时准备容纳教胞避难，后来的人们，特别是学者们直至今天也没有想象到，哲合忍耶在决定之前的瞬间里，已经拥有着这种不可思议的势力。在乾隆以来一次次的镇压取缔之后，哲合忍耶在同治元年之前又复活成如此强盛的一个教团，这确是奇迹。哲合忍耶就是真主向缺乏信仰的中国显示的一种奇迹。在四月八至十三，即马以德时代至马化龙时代的复活奇迹之后，真主的意欲是什么呢？

    后来我们省悟了——主是要哲合忍耶指示：在生死关头，人应当怎样做才不愧为人。

    第03章懒寻旧梦的记事

    对于长达十年之久的同治年间哲合忍耶参加的起义，究竟应该怎样叙述一下它的过程呢？这是一个有意味的问题。

    清政府在战争平定后，如乾隆旧法，把上谕下奏交付知识分子，编纂成卷帙浩繁的几部大书。此外还有政府派的士大夫、乡绅和知识分子著书立说。后白寿彝编《回民起义》，也只能阙大辑小，因为他无法以这样一个书名，重印《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三百二十卷、《左文襄公奏稿》一百二十卷，以及同治元年至十年《清实录》、甘肃方志和大官文集，尚不说云南。

    一九四九年以后，因为“农民起义”乃是马列主义史学的“五朵花”之一，论述西北回民起义的论文多如牛毛。其中当然不乏优秀作品，如马霄石、杨怀中等人的著作。但是纵观全局，大多数论家都有被清代文牍牵着鼻子走的毛病。清代汉文资料是一个能淹死思想的泥潭，或许同行均有同感。

    有一个例子发人深省：哲合忍耶教内的一位读书人，家离金积堡不过数里，刻苦求学受了高等教育，发愤立志著述西北回民战争——但是其著作仅仅移录白氏编印的《回民起义》便已过十万言，清代公文的过分罗列，使作品充斥了一种文牍气；逐年逐月、逐堡逐寨的战事叙述，使读者精疲力尽。

    这一切，使我久久不敢动笔。前人之鉴证，使我感觉这里有一个方法论的选择。

    我是决心以教徒的方式描写宗教的作家。我的愿望是让我的书成为哲合忍耶神圣信仰的吼声。我要以我体内日夜耗尽的心血追随我崇拜的舍西德们。我不能让陈旧的治史方法毁灭了我的举念。

    另一种方法也摆在面前。它是由我们哲合忍耶的学者创造的：——用阿拉伯文杂以波斯文转写的汉语借词（即小儿锦）记述教门最紧要的关键；然后把它作为“经”藏匿并暗中流传。只要伊斯兰教在中国能够存活，那么这种“经”便能传世。这是一种奇异的著作，它最伟大的特点便是作家不希望它外传。它对外部世界是拒绝的、难以破译的、保密的。它同时是历史。是文学，是宗教著作。这是真正的内部资料。历史逝去后，只有它最接近心灵曾经体验过的真实。

    它的另一个特征是：不屑于是非的评说，懒得做事实叙述，尤其擅长一笔划过十年历史百次争战——它是一种古怪而令人兴奋的文体，在哲合忍耶的术语来说，它近乎一种机密。

    我曾一连几年直至此刻为自己沉醉于它之中而不解，这种文体怎么会有如此魅力呢？细细重读，它是那样淡漠。它直接以口语为书面语，不施文采，对自己的苦难牺牲不作感叹。

    这种文体的作家主要是哲合忍耶派的一些大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