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戏票你看不看？我问是什么。歌剧货郎与小姐，看不看？怎么想起来给我，您不去吗？她说她非常想去，可是刚刚接到教育局的电话有个紧急会议要她去参加，看不成了，你看不看？我说好吧我看。以后的事情我都说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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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我出院了。医院离家不远。我坐在轮椅里，二老双亲轮换着推我在街上走。杨树又已垂花，布谷鸟在晴朗的天上“好苦好苦”地叫得悠远，给人隔世之感。风吹鸟啼，渐悄渐杳，又听得有人喊我，莫非，莫非！是莫非么？我说没错儿是我。大学时的一个女同学站到我面前。怎么，莫非你怎么在这儿？我说依你看我应该在哪儿？你不是出国留学去了吗？你这是怎么了？我说你问我，你让我去问谁？她睁大了眼睛，她好像才注意到我的两条腿：这是怎么弄的？我说这很简单，再容易不过了。她脸红一下，在上大学时我常对她这么说，在她经常解不出一道数学题的当儿。母亲又忍不住落泪，拉了父亲站到远处去。五个包子的问题，我说，或者一个茄子。我便把事情的经过简要地告诉她。她说真是真是，唉——！我说我们必须承认这是命。她说，莫非你别这么想，莫非你要坚强，她眼泪汪汪的，莫非你要活下去。

    遥远的姐姐来信也是这么说：你要活下去。谁也没说活下去是指活到什么时候，想必是活到死，可有谁不是活到死的呢？姐姐说，别担心，姐姐有一个窝头就有四分之一是你的（另外三个四分之一分别是姐姐、姐夫和小外甥的）。可我担心的是比窝头更重要的一些事，在活到死这一漫长的距离内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那是贤惠的姐姐无法给我的。所以后来我就写写小说。所以后来女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我说是万般无奈沦落至此。如同落草为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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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以来我一直暗自琢磨，那个后排靠窗户坐的学生为什么突然笑起来没完？那是我命运的转折点。那孩子智商肯定偏低，但他笑得那么莫测高深，恰似命运的神秘与深奥。孩子的眼睛或许真有超凡的洞察力？不知道他在那一刻看见了什么。我想我要是能把他当时的笑态准确地画下来，我就能向各位展示命运之神的真面目了。

    若不是那神秘的笑，我便不可能在那天晚上有一场《货郎与小姐》的歌剧票，我莫非博士今天已是衣锦还乡功成名就老婆孩子一大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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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艰难岁月，我喜欢上了睡觉。我对睡觉寄予厚望，或许一觉醒来局面会有所改观：出一身冷汗，看一眼月色中卧室的沉寂，庆幸原是作了一场恶梦，躺在被窝里心嗵嗵跳，翻个身踹踹腿庆幸那不过是个恶梦，然后月亮下去，路灯也灭了闹钟也叫了，起床整理行装，走到街上空气清新，赶往飞机场还去赶我的那次班机。

    应该说会作恶梦的人是世上最幸福的人，因为可以醒来，于是就比不会作恶梦的人更多了幸福感。

    在那些岁月，我每每醒来却发现，我作了一个想从恶梦中醒来的美梦。作美梦是最为坑人的事，因为必须醒来。

    要么从恶梦中醒来，要么在美梦中睡去，都是可取的。可在我，这事恰恰相反。

    躺倒两年后，我开始写小说，为了吃，为了喝，为了穿衣和住房，还为了这行当与睡觉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比睡觉多着自由——想从恶梦中醒来就从恶梦中醒来，想在美梦中睡去就在美梦中睡去，可以由自己掌握。同是天涯沦落人，浪迹江湖之上，小说与我相互救助度日，无关谦虚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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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有一天我又见到了我的那个学生，那个一向被我认为智商不高的学生。他在一本刊物上见了我的小说，便串联起一群当年的同学来看我。孩子们都长大了，胡子拉茬的，有两个正准备结婚。大家在一起回忆往事，说说笑笑很是快活。学生们提议，为莫老师成了作家，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