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见面只会说天气，答道：

    “对呀。五月份了嘛。”

    他显得一副很紧张的样子，把书包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回左手，一个劲地说话。话题很跳跃，一会儿说他过去养一只叫“针筒”的猫，一会儿说他奶奶很好，一会儿说刚刚考完试真想放松一下，一会儿又说他的猫是只黄猫，一会儿又说他奶奶住在郊外，说他奶奶住的地方像陈逸飞的画一样……说了半天，我都不知他要说什么。我到车棚里去取车，眼看他身后的夕阳浓重起来，他却仍然前言不搭后语地喋喋不休，只好打断他说：

    “还有事吗？”

    他住了口。我看着他，和他身后的校园、他身后的天空——这些在他后边，使我忽然有一种印象：他是凸现在一张纸上的虚构人物，他显得离我如此遥远。半晌，他嗫嚅着说：“没了。”

    “那，我先走了。明天见！”

    我看他明明有事，欲言又止的，就又问一句：“真的没事？”

    “明天见。”他已经换上了他那种礼貌而恼怒的神情，说话也是藏着一副平板的怨气。

    我有点弄不懂他的意思，但我知道，他过一会儿自己会好的。所以我关照一句“有事找我”，就跳上车先走了。

    “我有事！”

    车行了十多米，忽然听到他在后边大声地嚷嚷。

    我高兴得心小跳一下，停车，掉头，看见他在那个校园和夕阳的背景中没命地奔过来。我也大喊大叫道：

    “什么事！”

    他跑得好快，一转眼在我面前。他刚才那阵激情忽然过去了，又变成一种局局促促的小孩样子。可是，那个校园和夕阳的背景还在。绕着我的车走到我右边，他伸手拨弄着车铃。在“铃铃”声中，我听见他说：

    “我告诉你呀，我奶奶家，是很好玩的。”

    我心里的一只铃，也“铃铃”地、快乐地响了起来。

    我们究竟是怎么找到那座奇怪的桥的呢？

    那天是星期六，小周末——就是每个班有二十几个人去参观革命遗址的那一天。我和秦庾约好的，天还没亮透，我们两个就跑去坐车。公共汽车很空——也许是早的缘故——上边的东西都咣啷咣啷的，有的窗玻璃摇不上去，有的窗玻璃摇不下来，我们挑比较干净的前后两个座位坐了，座位上虽然套了皮套子，却像非洲灾民似的瘦骨嶙峋。我坐在他前面，回头看看他，见他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坐在瘦骨嶙峋的椅子上对我笑笑。我本来就很快活的心情被他笑得愈发快活起来，向上向上，想打汽车顶上的窗口飞出去、飞到头顶那一片万里无云的天空中去。

    一路上我们没说几句话。我扭头定定地望着窗外。路边歪歪扭扭的小树，一晃一晃地晃了过去，黄黄绿绿的庄稼地，轮流在我眼前闪过，路边出没着苗条轻盈的狗，偶尔有一两只小山羊拴在小树上，新生的年轻的太阳似乎隐隐散发出蜜糖的甜香。都过去了，那么长的路，要一米一米丈量出来的路，一晃就过去了；路边的树，我刚开始慢条斯理地默数着，渐渐乱了，再也数不出头绪来，我停止数数，想想那么多树、那么多田、那么多狗和山羊，都很快地过去了，惟有我和他始终坐在这里，太阳始终照在我们身上——阳光里真的有一种新鲜又温暖的甜香。

    秦庾的奶奶果然住在一个很精致的地方。我想不到上海的郊区还能找到这么具有水乡风格的小街。那是一条很偏僻的小街，鲜有路人，铺着平整的石子，天长日久，石子路被磨得又光又亮，站在街口往里一看，看到的是一条窄长的亮光光的小路，一尘不染，幽静极了。他奶奶就住在小街的尽头。房子的墙根长着苔藓和青草，门前铺着青石板，也是又光又亮，那条中部微微下凹的门槛更是光光的。刚进门，无法适应屋里的黑暗，人禁不住要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