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他第一件说不清楚的事情。王秀丽是他的前妻，1957年曾拿着他的信揭发了他，离了婚。他是在信中说了些情绪冲动而不当的话。可谁能保证夫妻间的每一句话都经得住政审呢？这是第二件说不清的事情。那年正月初五，炕火烤着了他在木器厂当会计的账本，烧掉了无关紧要的几页，这又是他问心无愧但又说不清楚的第三件事。

    这三件事，是一般人根本不在意、不知道或者早淡忘了的事情，可高良杰却样样记得逼真。他对每个人隐藏在隐秘处的那点东西洞若观火。这正是这个人可怕的地方。他的大脑像个巨大的档案室，那里储藏着每一个和他有过关系的人的情况，包括每一个细节（譬如，古尚德在给他前妻信中的那几句不当的话，他能一字不漏地记住）。他每见到一个人，首先在头脑中就浮现出对方的履历表：姓名、年龄、成分、籍贯、政治面貌、家庭及社会关系、简历、历史问题、现实问题……这成为一种条件反射。凡是可以归入档案的那些情况，不管是谁的（社员、干部、同事、同学、上级、下级、朋友、亲戚、有过一次来往的记者、领导……），他总是一下就记住，从不忘却。在他头脑里，没有一个底细不清的人。古尚德明白：就连他过去交待历史问题时在前后几次用语上的细微矛盾，某一天某一时的时间交待上的细微出入，高良杰都记得清清楚楚。

    一想到这些，他就不能不在高良杰那目光下浑身发抖。

    高良杰平静地看着他，等待着人群的骚嚷在古尚德的颤抖中静落下去。好像一个猎人在欣赏一只被捕获后又企图反扑一下，但被轻轻一击就给打翻了投入笼子里的小野兽一样。他生出一种既从容又冷酷的心情。这种心情像钢一样冰冷，然而又柔和地充填满他的胸膛。古尚德是不堪一击的，他能被抓住的弱点太多。在高良杰眼里，人的强大固在于谨慎含蓄、不暴露自己，不露锋芒；而人的力量则在于清醒，在于尽可能地把一切人的全部弱点都看在眼里，抓在手里。多年来对自己的谨慎约束和对他人的清醒洞察，曾使得他的目光像是独自站在暗处看明处，那样从容冷峻。他有时几乎很难想象：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有那样多的、不止一处的致命弱点，他们居然还那样粗心大意地、放心地活着。而他们相互冲突时，很少有人能简洁有效地一下击中对方的致命处，那在高良杰看来是最容易不过的。好像一个全身武装、保护周密的人，面对着赤身裸体、毫无保护的人群，他有一种极为冷峻的优越感。在政治上需要时，这种优越感就化为对他人的冷酷打击。

    院子里的人群果然如他所料渐渐又静下来。

    古尚德的恐惧证明了高良杰的权威。

    高良杰的目光在人群中巡视了一下，落到了一个八字胡的秃顶矮个老头身上。那是羊倌赵大楞。“楞大叔，你也准备分了家伙上山砍树去？”高良杰问他。撇开满院众人他不管，眼前这个人又是他现在能完全控制住的一个软包。

    “啊，啊，不，不……”老头在人群中慌不迭地摇着头。

    老羊倌过去在二战区被匪兵裹挟过几天，清理阶级队伍时，白天黑夜的政策攻心，逼得他差点上吊。后来查清了，没啥问题，高良杰出面给他解除了隔离。这个大字不识的倔犟老汉老泪横流，从此认准了高良杰是他的救命恩人。他不知道（知道也不信）整个立案清查都是高良杰一步步具体布置的。

    “楞大叔，今儿大队要动员大伙一起去抢修铁路，您能去不？”高良杰用对长辈的尊敬口吻商量地问道。他又避开满院人不问，面对着老羊倌提出了他对全体的动员。

    “去去去。”赵大楞又是慌不迭连连点着头。

    “你呢，庆明？”他含笑把目光移到赵大楞身旁一个清瘦的高个子青年身上。那是老羊倌的儿子，当过几天民办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