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被乳白的浓雾海一样淹没着，看不见山脚下的铁路，只听见下面凤凰岭火车站的机车哧哧冒气的声音。

    有钟点似的，其他六七个大队干部也都端着冒热气的大碗聚到他家门口，围着圈在盘顶松下蹲下，开始了每天早晨的必定课目。

    凤凰岭大队有十四个小队，三十多个自然村，散落在这二十里川谷两边的几十个山头上。最远的小队之间相距二十五里山路。像满天星，非常分散。十年前，他一回村担任大队支书，就立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集中。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集中。他上任第一天就决定把小队核算搞成大队核算，越是分散的山区，越要加强集中领导。他采取的第二个措施，就是把几个大队干部从各个山村统通迁到高家岭集中居住。大队干部离开自己村，隔山隔岭往一处搬，这太破天荒了。要是再免职呢？再搬回去？房子呢？他不管，一句话，说做就做到了。开会议事，集中方便。每天清晨，大队干部就端上碗在盘顶松下一蹲，一边喝着开水泡馍，一边就把一天的事安排了。大到春耕夏收、运动斗争，小到婆媳吵架、芝麻琐碎。然后敲钟上工。现在凤凰岭开始包产到户了，大队对生产的集中指挥权基本解体了，可大队干部们每天早晨有事没事端碗一聚却仍成惯例，而且比过去还早，人还齐刷，还不耽误。人人都拿它当做一个重要事情，好像以此证明什么似的。这不是，下面高家岭各家各户的人，悠着空桶下山担水的年轻后生，开窝放鸡的婆姨，背着手牵着分到户的黄牛、黑驴在山路上遛牲口的老汉，都在抬头朝这高高的盘顶松下张望一眼，就连对面葛家岭上的点点人影，也隔着淡淡雾气远远朝这儿眺望。这近近远远的目光，高良杰和围蹲着的大队干部们都非常在意地感觉到了。大队干部们每天早晨还在盘顶松下议事——这就是他们每天一大早聚蹲在这儿造成的印象。这也是他们谁也没明说，但都在共同支撑着的一种舆论。当然，聚会的内容是变了，过去是一二三四安排生产，现在一多半是发泄牢骚。

    今天没时间天南海北地发牢骚。情况比较严重：几个小队连夜酝酿要哄砍凤凰岭。县委书记要来。他肯定要“解决凤凰岭问题”。横岭峪公社可能已经撤换了领导。高良杰碗放在膝盖上，一边用筷子划着碗边喝着滚烫的拌汤，一边平静地看着大家，把事情讲明了。

    大队干部们相视了一下，气氛沉闷。

    “咱们前几年拚命干，倒是干出不是了？”说这话的是副支书兼民兵连长罗清水，粗实黑壮，端着碗像虎一样蹲在那儿。他察看了一下高良杰的表情，接着用筷子转圈气愤地一指，说道：“咱们凤凰岭大队的干部，哪一个不是一年劳动三百天以上？良杰，你冬天领着修渠搞水利，”他看了高良杰的空袖一眼，但没往这上面说，“几次累得吐了血，塌方把肋骨都砸断了，这都有罪了？”

    高良杰淡淡地一笑：“咱们路线错了嘛，干，当然不如不干。”他说话的神情口气既像是和蔼敦厚地说服对方，又像是灰心无怨的自嘲，还似乎含蓄着深刻的不满和讽刺。

    “多打粮食有什么罪，现在凭哪条收拾你？”罗清水愤愤不平地说，顺手把碗给了刚从下面上来的六七岁的闺女。小丫头是专门来给爹拿碗添饭的。

    “凭哪条？”淑芬也从窑洞出来给高良杰拿碗添饭，“哼，凭凤凰岭把树快砍完了，也够处分他了。”

    “可现在政策大撒手，分山分林，谁还能管住？”罗清水说。

    淑芬刚要张嘴争辩，高良杰看了她一眼，她咽下话，转身回窑洞了。

    “尽量管吧。”高良杰略沉下脸说了一句。

    立刻烟消云散，没人再敢分辩了。

    “可到底怎么管啊？”沉默了一会儿，人们小心翼翼地察看着他的脸色问道。

    高良杰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