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江上的这一场水战，以清军的空前惨败而告终。王、郑联军不仅彻底摧毁了张存仁煞费苦心打造的新战船，而且几天之后，郑遵谦派人打扫战场时，光是从江中打捞起来的清兵铁甲，就多达八百余具。消息传开，鲁王政权顿时军心大振，惶恐不安的气氛为之一扫而空。不仅如此，一些人更劲头十足地提出：应该趁此机会，挥兵大举渡江，向西进取，能够迅速收复杭州最好，即使一时收复不了，也要打破目前株守自困的局面，设法把地盘拓展到江北，乃至更广大的地区去。

    这样一种主张，在大捷的消息传开之初，还只是作为兴奋情绪的宣泄，在人们当中信口流传。后来，随着一些有身份的大臣加入议论，事情就变得认真起来。有一阵子，甚至传说鲁监国已经下令张国维召集群臣会议。于是，准备横下一条心，放开手脚大干一场的说法，便在朝野上下不胫而走，沸沸扬扬地传播开来。

    面对这种情势，感到最兴奋的莫过于由本地民兵组成的那几家义军。因为在此之前，正如黄宗羲所耿耿于怀的那样，为着摆脱粮饷无着的困境，他们一直强烈地渴望打过江北去，只是苦于自身兵力单薄，无法单独采取行动。其间也曾不止一次向鲁监国提出建议，但全都石沉大海，没有下文。大家迫不得已，只好继续苦撑苦抵地熬着，不过景况可就越来越惨淡可怜。到如今，别的不说，光是各营的兵力，最多的也就勉强维持着一二百号人马，少的已经只剩下几十人。结果，像孙嘉绩、熊汝霖、于颍、章正宸这些堂堂“督师”，各人手下所能指挥调动的，充其量也只有区区一千几百残兵剩卒，可以说已经到了溃不成军的地步。因此忽然听说，朝廷终于决定出师西征，大家那一份意外和惊喜，就确实可想而知。尽管朝廷的命令尚未正式下达，他们已经纷纷奔走相告，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地自行准备起来。

    各家义军的情形是如此，唯独驻守在龙王堂的余姚义军却例外。这倒不是它的将士们不起劲，恰恰相反，他们也同各家义军一样，恨不得即时起兵，打过江北去。可是到了主帅孙嘉绩那里，却认为前不久，方国安在西线才遭到惨败，元气尚未恢复。现在仅凭东线的一场胜仗，就决定倾师而出，未免过于冒险，并无成功的把握；还是应当趁清军经此重挫，短时间内不敢再轻举妄动的机会，加紧操练士卒，整治军械，扩充兵马。待夏粮打下来之后，再行计议不迟。既然一军之主的想法是这样，各营自然也就变得像无头之蛇，行动不起来。

    对此，余姚军的将领们自然颇为着急。其中，又数黄宗羲最为懊恼。因为说实在话，近半年来，他对于鲁王政权的种种决策和措施，的确越来越感到失望，甚至对于它能否维持下去，也颇为怀疑；不过，眼下这种想法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王、郑联军大破清兵的辉煌战绩，使他再一次确信：清军并不是如人们所渲染夸张的那样强大，不可战胜。起码就水战来看，惯于扬帆行舟的南方军民，就明显比他们胜出一头。更为重要的是，他还亲眼看到了：鲁王的军队其实具备打大仗、打胜仗的实力，只要朝廷痛下决心，就完全有可能改变目前困守一隅的局面，把地盘拓展到浙东以外的更大地方去。因此连日来，黄宗羲也像许多人那样，雄心勃勃地参与乘胜西进的议论，并且成为这种主张的热烈鼓吹者。现在，眼看各家民军已经行动起来，积极投入准备，唯独余姚军却由于孙嘉绩反对，始终处于偃旗息鼓的状态，黄宗羲可就确实感到难以忍耐了。

    说到孙嘉绩，也许是为人处世的宗旨和方式不同，近半年来，黄宗羲觉得与这位顶头上司越来越难以相处，彼此的见解主张也往往大相径庭。别的不说，就拿去年八月那一次，方国安、王之仁等人吵吵嚷嚷要求分地分饷，身为民军督师的孙嘉绩，却不凭借元老重臣的身份在朝廷之上拼死力争，结果弄到自己粮饷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