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辩
有关北方清军最新动向的消息,引起了钱谦益的深切忧虑。不过,他却不知道,就在隔壁僧院的一个八角亭子里,另一场关于时局的谈话,正在黄宗羲与来访的陈贞慧、侯方域之间进行着。
陈、侯二人是今天早上才从南京赶到丹阳的。本来,自从六月初那一次,在莫愁湖的聚会上,陈、侯二人因为郑元勋那封遗书,同周镳发生激烈争执以来,社内无形中已经陷于分裂。以吴应箕为首的一批社友,因愤于马士英悍然上疏荐举阮大铖,从而认定和衷共济的主张是根本行不通的,结果纷纷倒向了周镳的一边。只有陈贞慧和侯方域倾向于赞同郑元勋的建议,双双转到了姜曰广的门下,继续担任幕僚。此外,也有个别人如张自烈,感到夹在当中左右为难,干脆跑到扬州,投奔史可法效力去了。所以,近一个月来,社内的几帮子朋友,基本上处于各行其是的状态,就连日常的联系,也几乎中断了。
不过,到了最近,朝廷的局势却似乎正朝陈贞慧所预测的方向转化。据姜曰广透露,几天前,在阁臣们的一次闲谈当中,有人提及已故的复社领袖张溥。马士英出乎意料地接口说,他同张溥本是老朋友,当年张溥病故,他还亲自前往太仓州吊唁,并为之料理后事。高弘图听了,便告诉他,张溥当年的座师就是姜曰广。既然如此,你们二位又何必相仇不已?姜曰广明白高弘图的用意,于是当场表明心迹,并恳切地陈说了一番天下大义和千秋是非。马士英听着,老半天点头不语,事后就派他的亲戚越其杰出面,转达了和解的意愿。根据这种情形,姜、高二人认为,由于前一阵子,对方上疏举荐阮大铖一事遭到朝臣的强烈反对,甚至闹出几乎被黄澍参倒那一场风波,马士英大约也自觉脸上无光,颇为后悔。如果他真的愿意和解,那么从维护中兴大局出发,东林方面也应当稍示宽容,不要把他逼得太甚。因为江南政局的最大隐患,是以阮大铖为首的阉党余孽死灰复燃。而在目前的形势下,防止这种事态出现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把马士英争取过来。因此,姜曰广特别嘱咐陈贞慧:要提醒社友们在近期内约束言行,尽量避免无谓地刺激对方。姜、高二人的这种部署,陈贞慧和侯方域无疑是赞同的。不过,当他们分头寻访吴应箕等社友陈说利害,提出告诫时,却得知一个消息,说是六月间,黄宗羲南下促请刘宗周进京赴任前夕,周镳曾经让他带去一份措辞激烈的疏稿,内容是揭发抨击马士英的。其中还提出要让马士英立即离开朝廷,回到前方去督师。周镳的计划是先请刘宗周过目,如果同意,就由刘宗周以本人的名义上呈朝廷。对于这种做法,陈、侯二人十分担忧。因为很清楚,刘宗周一旦把奏疏上送,势必大大激怒马士英,使好不容易才出现的和解机会化为泡影。不过,他们也知道,找周镳商量是无济于事的,于是只好派人到丹阳守候。一旦得知刘宗周抵达,他们便立即赶来。考虑到同刘宗周并不熟悉,加上老人又是出名的一副刚方耿介的脾气,他们为着避免一下子谈僵了,无法转圜,便先找到黄宗羲,打算摸一摸底细再说。
现在,陈贞慧已经把事情的经过原委和利害得失详细述说了一遍。但是,黄宗羲却皱着眉毛,一声不响。看见他这样子,陈贞慧忍不住催促说:
“太冲,此事进止之间,关系至巨,还须从速禀明总宪大人,早作决断才是!”
“不错,”侯方域也从旁帮腔,“为政之道,可不比做学问。做学问,无非是口舌笔墨之争,故此只问是非便可,无须顾及其他。然而为政者,乃是势与力之争,除却是非之外,还须顾及利害,相机进止。否则,何止不能成事,且亦不能自保。自保尚且不能,则纵有济世之伟愿,匡国之宏图,亦不过纸上谈兵而已!”
“还有,”陈贞慧委婉地接上来,“拥立之际,当道诸君子对马瑶草多所姑息,弟亦深以为失策。唯是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