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请二位来，是意欲有所请教：这‘七不可立’的公启，弟已拜悉。唯是日前商议时，未闻此说，不知所据何来，可属实么？”

    史可法说这番话，是在郑元勋与友人们道别的同一时刻。吕大器在家里接到史可法的传请，因为无法知会钱谦益，只好带着雷祚匆匆赶到兵部衙门，并在签事房里见到了主人。

    “这个，是弟近日派人查访所得，绝非凿空之言！”吕大器拱着手，毫不迟疑地回答。这位小个子大臣秉性强悍，除非不曾拿定主意，否则，是绝不会再踌躇反顾的。事实上，为着免得再在道义的争论上花费时间，吕大器甚至决定，把事情的真相密守在最小的范围内。除了当初参预定计的三个人外，其余一概不予透露。所以，刚才他回答史可法的那句话，其实已经耍了一个花招，即故意避开是否“全部属实”的查询，而使用了“绝非凿空之言”这么一种比较含糊笼统的措辞，显然是打算为日后留下回旋余地。不过，史可法是十分机敏的一个人，要糊弄他并不容易。所以，坐在旁边的雷祚一边听着，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主人，生怕对方听出那句话的破绽。

    “唔，愿闻其详！”史可法不动声色地追问。

    吕大器捋着胡子，定了定神，开始一五一十地说起来。他先谈了一通福王的“不孝”，接着又说到“贪”——这也是同雷祚事先商量好的。因为福王在逃难时，走失了母亲，以及过去曾经偷拿老福王的宝物那两件事，虽然真相还不大清楚，但只要确有其事，对方就无法赖账。至于原因，是可以编造和发挥的。眼下，吕大器就是用这种办法，突出几件有比较明显依据的事实，详加叙述和渲染，其余则粗略地带过。在说明事情的起因和经过时，却极力朝坏的方面引申，从而得出福王品性顽劣，行为乖张，实不宜于奉为君主的结论来。吕大器并不特别善于辞令，但气质刚横，说话尖锐激烈，斩钉截铁，隐然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使人听来，较之那种甘言巧辩，似乎更加具有说服力。

    高亢、雄辩的话音在四壁间嗡嗡回响着。终于，吕大器把“七不可立”的依据罗列完了，签事房里复归于一片寂静。史可法只顾拈着胡须，老半天没有表示态度。

    雷祚在旁边开始感到不安。事实上，在立“福”还是立“潞”选择上，史可法始终有点举棋不定。这一层，他们是知道的。他们串同制造出“七不可立”之说，主要固然是为着对付拥“福”派，但也未尝没有试图促使史可法早下决断的用意。现在看见对方仍旧犹豫不决，雷祚可就有点沉不住气了。他同吕大器交换了一下眼色，随即转向主人，微微前倾着身子，打算开口试探。忽然，史可法像是拿定了主意似的，一挺身离开了座位，一声不响地走进里面的房间去。片刻之后，他又重新走回来，把一叠信柬递到吕、雷二人手中，说：

    “这也是学生收到的，二位不妨看看。”

    雷祚有点莫名其妙。他迟迟疑疑地接过、拆开，同吕大器你一封我一封地交换着看起来。这下子，他才明白了：这些信原来全是南京以及其他一些府县的官员和缙绅写来的。有些还是几个，甚至几十个人联合署的名。其中非东林派人士固然不少，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东林派官员，就连淮南巡抚路振飞、吏科给事中章正宸这样一些有影响的人物，都在信中力主拥立福王，认为“七不可立”之说是深文周纳，不足凭信。有不少信件甚至直斥散布流言的人居心叵测，干纪乱政。雷祚本来就有点心虚，看着看着，竟不由得脸发红、气加促，连双手也微微颤抖起来。

    “那么，大人之意……”看来，还是吕大器比较沉得住气。他放下信柬，望着主人问。

    史可法没有马上回答，他站立起来，倒背着手，来回走了一阵，最后在椅子旁边站住，用一只手抓住靠背，抬起头，不无激动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