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钱谦益献计借助散布流言，来摧垮拥“福”派的当时，吕大器对于这种非常手段虽然不无顾虑，但审度再三之后，还是横下一条心，同意了老朋友的主张。于是，过了一天，关于福王有“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读书、贪、淫和酗酒”等“七不可立”的说法，就通过各种渠道，在南京城的上层社会里传播开来。

    正像一切流言的传播情形那样，这“七不可立”起初只是说法很唬人，其实并没有太充实的内容。可是这种缺陷照例由热心的传播者补救过来了——他们或者为着使自己的说法显得振振有词，或者为着满足听众的好奇心，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添枝加叶，甚至无中生有，空穴来风。这么七传八传，“七不可立”就变得内容愈来愈“丰富”，情节愈来愈“严重”。而主张“立君以亲”的一派人尽管不相信、不同意，但是在来不及——事实上也不可能详细查证的情况下，陡然陷于混乱和狼狈的境地，无法进行有力的反击。于是，流言的攻势开始奏效了，福王的声誉迅速下降，拥戴潞王的舆论前所未有地高涨起来……

    攻势开展的第三天，钱谦益在他下榻的吕大器府邸里，接到前复社扬州地区社长郑元勋的一封措辞谦恭的短柬，说他鉴于时局动荡，担心江北家人的安危，决定暂时离开南京，返回扬州去，并准于次日中午启程。信中还对自己未能向钱谦益当面告辞，再三表示歉意，希望得到“宽恕”。这位郑大名士，说起来，自从前年春天那次倒霉透顶的虎丘大会之后，钱谦益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不过却听说，经历了那一场风波，郑元勋的运气反而意外地好起来。在当年秋天的乡试中，他一举中式；到了去年会试，又荣登金榜，高中了进士，真是一帆风顺，好不得意！然而，局势紧接着就动荡起来。摇摇欲坠的朝廷被“建虏”和“流寇”轮番进迫，弄得焦头烂额，穷于应付，根本腾不出心思来安排这伙新贵人的出路。郑元勋在北京守候到年残岁暮，始终没有接到吏部的授职通知，只好怏怏地卷起铺盖回到扬州，打算等过了年再说。谁知前些日子，他满怀希望赶来南京守候，得到的却是京师陷落的噩耗……

    钱谦益冷冷地抛下短柬，把身体朝椅背上一靠，有一阵子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前去送行？说实在话，也许郑元勋对前年虎丘大会期间，始而答应协助钱谦益为阮大铖开脱，最后又向周镳、陈贞慧等人暗通消息的行径问心有愧，钱谦益发现近两年来，对方似乎总在设法躲着自己。甚至近半个月来，自己多次在南京的社交场合中露面，郑元勋不可能不知道，但始终没有登门拜访……

    “嗯，他想必瞅准我一定不会去送行，所以才挑这最后的当口来卖乖。可是我偏偏去送，看他怎么样！其实，我才不是为的送他，我是要会一会那些来送行的人，听听他们对‘七不可立’有何议论，这才是顶要紧的！”这么打定主意，到了第二天，钱谦益就吩咐备下一副酒馔，由一名长班挑了跟着，自己坐上轿子，带着李宝，不慌不忙地走出石城门外去。

    石城门是南京西面一座主要城门，出门不远，就是外秦淮河。这里河道比较宽阔，水位也较深，过江的大船，都在此往来停泊，于是自然而然成了帆樯林立、房舍栉比的一个热闹码头。人们喜欢它位置适中，交通方便，进城出城都往往取道这里。近年来，由于江北地区不停地打仗，加上天灾频仍，无法安居，逼得老百姓纷纷逃难南来，这里便经常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难民，拖男带女，啼饥号寒，平添了一派凄惶惨戚的景象。不过，自从京师陷落的消息传来之后，南京方面为着防备变故，已经下令封锁江上交通，不许难民南来。所以平日纷纭熙攘的一个码头，这会儿反而空荡荡的，变得少有的空旷和安静。

    由于郑元勋已经是两榜进士，所以今天的饯别仪式，也就相应地安排在高踞于码头中心的接官亭上进行。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