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该有的自信——代前言
成了“曹雪芹比莎士比亚更伟大”。那是一个长期受到压抑、歧视、排挤、剥夺的人群，在情感和语言上的直接反抗。这种反抗带有它充分的道义、情感的合理性，与此同时，却也附带了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逻辑。希望用简单的否定来填满那个不平等的深渊。这在所谓发展中国家，在有过被殖民历史的地区，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反过来，这个缺陷立即被简单地本质化成为“极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狂热”等等罪名，变成对所有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指责。所谓“民族主义”的简单指责，已经成为掩盖压迫和剥夺、掩盖不平等的最好的理由，已经成为一切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原罪”。而这样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在所谓发达国家，在有过殖民历史的国家中也是非常普遍的。以这样两种思维方式来对待曹雪芹和莎士比亚，引出的争论必然是如此这般：
“你竟然说曹雪芹比莎士比亚还伟大？你显然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显然是在奉行文化原教旨主义！”
“你说莎士比亚永远是最伟大的，是一切文化的典范，无非是在顽固地坚持殖民主义的文化立场！显然是个欧洲中心主义者！”
这样的相互简化，离真实和理性越来越远，离真正深刻的理解也越来越远。这种理直气壮的争论，几乎是立刻就把文学淹没在意识形态的政治判断之中。尽管我知道如今国际流行的文化气候是“政治正确”，但在我看来，文学要表达的是和政治完全不同的东西，文学要比政治宽广得多！一个中国母亲失去了孩子，和一个英国母亲失去了孩子，她们的痛苦是同样的，这用不着事先选择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因此，在所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判断之外，曹雪芹和莎士比亚深刻表达的生命悲剧同样是文学，同样是伟大的艺术，这才是文学得以存在的源泉和理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不同语种的文学所创造出来的作品都是平等的。所有关于“欧洲文化中心”、“中华文化中心”、“美国文化中心”的判断都是一种历史的局限和幻想。都是一种为了某种权力和利益而制造出来的神话。我知道，我这样讲文学、文化的平等是一种理想的想像。而理想这种东西几乎从来就没有人看到过。在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上，人们看到的是世世代代的剥夺和不平等，是世世代代自己的戕害和别人的压迫。但是，在有所谓的殖民主义、国际垄断、专制主义之前，伟大的文学不是早已经存在了吗？在所有的殖民主义、国际垄断、专制主义横行的同时，人们不是也一直在创造着伟大的文学和艺术吗？难道在所谓的“欧洲中心”“文化原教旨”“民族主义”之外，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真的就没有任何另外的意义？被人剥夺、被人压迫、被人不平等地对待，已经是一种极大的不幸，为什么还要用这不幸的忿恨去污染文学，为什么还要因为别人的压迫而诋毁最可宝贵的生命表达？最可悲的是，为什么还要把别人世世代代的剥夺和歧视，内化成自己惟一的判断尺度？用人世间压迫、剥夺的尺度，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划分优劣和等级，岂不是对文学、对人类最大的讽刺？
不错，古往今来，文学的存在从来就没有减少过哪怕一丝一毫的人间苦难。可文学的存在却一直在证明着剥夺、压迫的残忍，一直在证明着被苦难所煎熬的生命的可贵，一直在证明着人所带给自己的种种桎梏的可悲，一直在证明着生命本该享有的幸福和自由。
我们也许无法预测二十一世纪的文学走向，但我们却可以相信文学所必然要做出的努力。这无数努力所得出的结果，不管它是华文的、英文的、法文的、阿拉伯文的、马来文的，或者是任何一种我们并不熟悉的语言文字所写成的，它首先应当是我们都深爱的“文学”。这是所有写作者本来该有的自信。
2001年8月25日写
10月5日改定于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