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冷落了父亲。我要回到我童年的驿站上，与父亲一路同行。

    比着大舅、姨父和他们的家族，父亲是一个孤独而脆弱的“异类”。他没有显赫的家世和可以为他遮风避雨的庄园，没有自己的“同志”和同志们共同拥有的“主义”，没有赴汤蹈火的牺牲，也没有可供炫耀的胜利。但他“分享”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属于全民族的战争，在黑衣牧士的祈祷声中踽踽独行，追随着遥远的只属于自己的星辰。

    我记得，在漯河油坊胡同的大杂院里，母亲接待并送走了姨父和三姨之后，老鼠开始在夜间出动，在父亲留下的破皮箱上“吱吱”地咬架、“咚咚”地赛跑。被关在破皮箱里有两年之久的小黑驴儿也踢蹬着箱盖，摇响脑门上的铃铛躁动欲出。那时候，我已经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我的目光能够穿透皮箱，看见那本厚书里的宛儿姨正在凄凄惶惶地眨巴眼睛。

    父亲终于从北平回来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发生了日本偷袭美国夏威夷军事基地的“珍珠港事变”。九日晨，鬼子宪兵就猝然闯进燕京大学，宣布封闭学校，逮捕校长司徒雷登和教职员、学生多人。父亲得到邮政所的帮助，装扮成一个邮差，只身逃出了“燕园”。父亲走进漯河油坊胡同的时候，身着邮差的草绿色制服，随身携带的全部家当就是耷拉在肩上的一只邮袋。他从肩上取下邮袋，如同捡了一个大便宜似地举在手中，向我母亲夸耀：“两年辛苦，尽在此囊中！”母亲从邮袋里取出来的却只是一大叠稿纸，那是父亲在燕大讲授“文学概论”时边写边讲的讲义。

    父亲又背着这一叠讲义去h大学任教。h大学已经流亡到了豫西山区一个名叫潭头的村寨。我家住进了紧靠寨门的一个农家小院。还有一个财主家的宅院变成了“教授大院”。父亲与文学院的教授们一起，在那里各自拥有一间贴着洁白窗纸的书房，每天晚上都可以享受由一位名叫王喜欢的工友统一配给的二两灯油、两根灯草。父亲每天都要用尽二两灯油，然后静静地坐着，用疲惫的眼神望着渐渐昏暗下来的油灯。灯草躺在耗干了灯油的灯碗里，“吱吱”地尖叫着，扑闪着最后的光亮，瞬间烧尽了自己。这时候，父亲仍旧坐在黑暗里。我可以听见父亲的心脏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沉重跳动的声音，还多次听到他神秘的低语：“劈破玉，劈破玉……”

    在潭头，在此后我们被迫逃亡的每一个驿站上，我都听见父亲向隐士和学士、向盲琴师和女艺人、向天上的流云和地下的流萤、向窗外的月光和窗内的油灯发出同样的低语：劈破玉，劈破玉……好像是在呼叫一个神秘的女巫或是在破译一个美丽的谜语、追寻一个神奇的梦境或是叹惜一块破碎的璞玉。

    父亲着魔了。每当学校放假，他都要挎着一把装在伞套里的雨伞，手执一根长着天然花纹的手杖——h大学的教授们几乎都从卖柴人的柴捆里找到了来自伏牛山中的花纹各异的手杖，农民说那是可以防范山鬼、驱除狼虫的“降魔杖”。父亲用手杖荷着一个黑色的皮包，冒着山野上的风雪或是顶着晴空的骄阳，翻山越岭、餐风宿露，去伏牛山南边、桐柏山北边的大地皱折里苦苦寻找，那里是“劈破玉”深藏不露的地方。

    父亲一次次地空手而归，却一次次地带回了使家人一惊一乍的故事。

    父亲说，一天傍晚，他路过一座山神庙时，庙门里忽地跳出来几个剪径的“刀客”。他向刀客拱手说：“啊呀，幸会！”急忙送上了藏在皮包里的路费。刀客说：“你倒是一个爽快人！”又摘下他的眼镜架在自己的鼻梁上。父亲又急忙脱下长衫说：“好汉，眼镜就算我送给你们了，可我眼下就得用这件长衫把它赎回来呀！离了它，我就差不多是个瞎子了！”刀客说：“我戴上你的眼镜倒是变成瞎子了！”遂还了眼镜，又瞅着他的长衫说：“你这件大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