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舟平烈士的儿子。他是在父亲牺牲后、母亲又被投入监狱时，让狱卒把他抱出去交给一个铁路工人养大的。他长大后，养父母才向他讲了他的身世。我曾与他一起去渑池寻找他父亲牺牲的地方。农民指着村边的一块麦田说：“王政委就是在这块地里叫刺刀捅死的。上官子平害怕惊动了八路，下令不准开枪。那天死的人是叫刺刀捅死、乱棍夯死的。俺上半夜听见麦地里有人哼哼，一直哼哼到下半夜，不知道出了啥事，谁也没敢起来。一大早，才看见这里躺着王政委，浑身是血，眼也没有闭上。狗日的捅了他十几刀也没把他捅死，他弹腾了一夜，麦棵压倒了一大片，天亮才咽气。从那以后，这块地里的庄稼年年耷拉着头，庄稼棵倒是长得硬扎扎的，刮大风也没见倒伏过！”

    烈士的儿子哭了，他说：“我还不知道父亲是咋着从延安来的，老家是哪里的？当时的司令员韩钧不在了，也不知道找谁打听去！”我说：“我替你打听一下，可以吗？”他问：“你找谁打听？”我说：“我找贺胜。”他说：“是贺部长！你咋知道他？”我说：“他是我亲姨父。”他连连摇头说：“你千万别找他！”我说：“为啥？”他说：“我给他写过信，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他也说不清我父亲的历史，光是给我写检讨，就写了五张纸。事后，他的秘书说，他写了信，就呆坐在那里暗自垂泪，接着就发作了心脏病，送到医院才抢救过来。你千万别再问你姨父了！”他又夸奖说：“你姨父的字写得真好，一笔一划，力透纸背，一看就知道是临过字帖的！”

    直到“豫西事变”过去了大半个世纪的今天，我仍旧不敢在姨父面前提起这件沉重的往事。他作为当时豫西地委副书记、分区副政委和专署专员，虽然在事变之前已经发现了可能发生事变的一些迹象，而且对主要领导人多次提出过未被采纳的防范措施，党组织也没有追究过他个人的责任，但当他提起这次事变时，曾多次潸然落泪。在他晚年为子女写的《自述》中仍把“豫西事变”称之为“毕生最大的痛苦”，还要在《自述》中清算自己永远清算不完的“地主家庭出身，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右倾思想严重”的老账，并把五月二十六视为烈士的忌日，每到这一天，都会看到他心神不定地翻看日历，用悲伤的目光久久望着故乡的云彩。

    我想不明白，姨父为什么总是在“地主家庭出身，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上折磨自己。一位十七岁参加革命、“虽九死而犹未悔”的“老布尔什维克”尚且如此，我们这些建国后参加工作的“小知识分子儿”的思想可该怎么改造是好呢？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民党胡宗南部沿陇海铁路东进。党中央决定避敌锋芒，要豫西根据地党、政、军三套人马全部撤离。姨父就把他那个“地主家庭”的全部成员，包括白发老母、两个年幼的弟弟和正领着长工在地里摇耧种麦的二伯、坐在草墩上捻线陀儿的小脚二娘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亦即国民党少校参谋贺石的父母和胞妹，统统集中起来，随部队北渡黄河，撤到了太岳根据地。贺家大院的地主与地主的子孙们无论是否出于自愿，无一例外地被姨父“裹胁”到了马克思的麾下，贺家大院人去楼空了。姨父的二伯、二娘离开了家乡就魂不守舍或者说是无舍可守，远涉黄河后，一望见马克思的画像就发愣，“咦，这是谁呀，看他那胡子是咋长的，还叫人吃饭不叫？”

    韩钧司令员率部撤到太岳根据地以后，“豫西事变”也成了长期折磨着他的巨大痛苦，但他最终使自己得到了解脱。他的一位老部下告诉我，一九四八年，北平“和平解放”，韩钧调北平工作。在党中央从西柏坡迁至北平的那天，他得到通知，毛主席、朱总司令要找他谈话。他想起三年以前，当他离开延安去开辟豫西根据地时，毛主席、朱总司令也曾召见过他，对他寄予厚望，让他带走了一百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