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数第一，是为“解元”。好一番热闹过后，老姥爷又喟然叹息说：“可惜，我写不出好文章了！”有人问他何至于此？他说：“文章是远离功名、心净如水的时候才能写好的呀！愧负‘解元’之名，常存得失之心，就要意乱神浊、提笔惶悚了。”

    我不知道，老姥爷此后写文章是否又写出了烤白薯和陈年老酒的味道，只是听说他不愿做官而拒绝去京城参加“会试”，继续在杞地办私塾多年。慕名从学者容纳不下，他就在门前贴了“人满”的告示。有人对他说：“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听听，孔子说，只要‘有人带着干肉来见我，我没有不教的。’你能说‘人满’了么？”说得老姥爷惶恐不已，慌忙揭了告示。自此，就有不少人找上门来，递上门生帖，“自行束修以上”，趴下磕三个头，出去就自称孟解元的弟子。杞地知识界流传着一个自我夸耀的俗语：“我的老师谁不知（杞地土音读zhe)，县南哩，孟广洛。”这位孟广洛，就是我老姥爷。若干年后，姥爷向我批讲说，孔子讲的“束修”是十条干肉，这是弟子交给孔子的一个学年的学费。我问，老姥爷要收多少“束修”？姥爷不知其详，但知道举人办私塾所收“束修”是秀才的七八倍，那肯定是一个让孔子羡慕不已的数字。老姥爷办私塾数十年，亲授弟子二百多人。加上老姥娘善理家政，家里就有了一千亩良田。

    清光绪二十七年，即公元一九○一年，八国联军一把火烧了北京贡院。光绪二十九年的“会试”改在开封贡院举行。开封贡院是老姥爷中举的“吉地”。杞地和省城官员乃至老姥爷的同科举子，都来鼓动他参加这次“会试”。老姥爷躲进文庙，避而不见。一天，有一个疯老头用拐杖击门求见，自报姓名“火媒子”，字“水烟”。老姥爷一听，急忙迎出门外，看见那老者一手执火媒，一手捧水烟袋，翘二郎腿，侧身坐门槛上。老姥爷倒地便拜。老者稳坐受礼，说：“解元小子，皇上把‘会试’送到了家门口，你为何畏怯不前？”老姥爷匍匐在地说：“京都贡院尚且不保，开封贡院岂可容弟子苟且偷安？纵有三百六十名新科进士及第，写得上千篇八股文章，怎抵得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怎保我中华大好河山？”老者惊悚不语，仰天长叹而去。老姥爷慌忙爬起来，追在他身后说：“请留步，弟子惶悚中未敢仰视，容弟子看恩师一眼。”老者泣不回头，说：“还看个啥话儿呀！我这张老脸没处搁、一把老骨头也要没处埋啦！”

    老姥爷目送老者踉跄去，终日无语。忽一日，老姥爷得了“魔症”，长发披肩，赤脚奔跑于旷野之上，迎风呼号，泣问苍天：“天耶！杞人忧天乎？非耶，天令杞人忧之！”又说：“女娲安在哉？请问何以补天？……”语未终，涕泣不能言。

    月余，老姥爷病情稍减，又对三个儿子说：“我无病，国有沉疴，速找药方去吧。要中药，也要西药。”我姥爷和他的两位兄长分别进入京城和省城高等政法学堂寻找药方，找到了孙中山先生的救国方略，此后都成了三民主义的信徒。三姥爷还秘密加入了同盟会。

    建立民国后，老姥爷病情大有好转，出任杞地教谕，极力引进西学，创办师范和农业、化工学校，提倡教育与实业救国。我姥爷和二姥爷也以国学、西学双学历继承父业，在杞地创办了一个兼容并包的“新私塾”，不唯讲《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还要讲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还为弟子们订阅了陈独秀先生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传播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据说，老姥爷和他的三个儿子在孔老夫子的“大同世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马克思的共产学说中找到了共同的理想。孙中山先生在广州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老姥爷和他的儿子们就在杞地翻开《共产党宣言》第一页，用朱笔圈点着第一句话，互作问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