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记忆是一个奇迹。我能清楚地记得，父亲是怎样把母亲娶回来的。

    不管别人怎样表示不可理喻的惊讶，我仍旧记得，那时我挤在胡同口的人群里，好像是骑在一头石狮子的大脑袋上，望见一辆披红挂绿的“西洋马车”迸裂着爆竹的脆响和五彩的纸屑驶进了巷口。父亲身穿深色西装，胸前插着一朵火红的玫瑰，与披戴着雪白婚纱的母亲并肩坐在“西洋马车”上。紧随其后的另一辆“西洋马车”却残破可怜，像一只走样变形、皱皱巴巴的摇篮。迎亲和送亲的青年男女过分拥挤地坐在这个大摇篮里，上下颠簸、左摇右晃，笑声和尖叫如五光十色的浪花四处飞溅，乒乓作响地跌落在凸凹不平的黄土路上。街上的行人都向马车扭动着脖子驻足观看。春天的阳光温柔明媚地挂在母亲的眼睫毛上，父亲的眼镜也在两个黑圆圈里闪闪发光。当彩色纸屑像风涌而来的蝴蝶翩跹飞舞的时候，我的记忆里闪现出一个不祥的念头，觉得那是风中飘零的落叶拍打在母亲的脸上。我从父亲鼻梁上看到了不合时宜的高傲，紧抿的嘴角深深地凹陷出两个小坑，好像从战场上得胜归来的勇士，从一个部落酋长的帐篷里俘获了一个尊贵的新娘。马车飞驰而去。我甚至记住了马车夫高高在上的背影，那是一个绣上了金黄色“双喜”字样的红缎坎肩，鞭梢上炸开了火红的鞭花。母亲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开封，马车行已经开始了出租“西洋马车”的业务。在古都开封的知识阶层，已经出现了第一批拒绝花轿和响器班的“先锋派”新娘。

    我记不起“西洋马车”驶向了哪个院落。彩色纸屑随风飘逝以后，行人各自散去，只剩下我坐在石狮子的大脑袋上独自发呆。正在叫卖烤白薯的老人、吆喝“糖粘山里红”的小贩、争吃烤白薯皮的野狗和叮着山里红不放的苍蝇都没有发现我的存在。一个算命瞎子肩挎放着竹签卦筒的布袋，一手敲小锣、一手执竹竿敲打着路面走来。小锣“当”的一响，我就化成了一缕青烟，随着天上的鸽哨飞去，融入天边的白云。

    父亲是从arian—无产者一词的头两个音阶，普罗文学即无产者文学，这是二三十年代知识阶层的习惯用语。）而告别了音乐，又在省教育厅平民教育委员会谋得了一个小职员的差事，其动机却与平民的解放毫无关系，只是因为他的浪漫主义的文学梦需要一点儿现实主义的薪水来供养，让他可以用便宜一点的烧饼夹油馍圈儿和奢侈一点的羊肉汤泡锅盔为产生灵感提供足够的热量。

    母亲和父亲是在平民夜校里认识的，接着就一起走进了一个“文学沙龙”。这个沙龙由于没有巴黎贵夫人提供的客厅和咖啡，只好在鲁智深倒拔过垂杨柳的相国寺内茶馆，或是赵匡胤坐问朝政的龙亭公园，或是包青天铡了陈世美的“包府坑”岸边聚会。参加聚会的有当时的足球明星、后来的著名诗人苏金伞和三十年以后写了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又写了《李自成》而受到毛泽东特别保护的著名小说家姚雪垠。而且我知道，父亲自从二十岁那年在刘半农主编的《世界日报》副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葬子》以后，母亲就成了父亲最热心的读者，还是“沙龙”聚会时嗑瓜子儿、吃油炸兰花豆和五香花生仁儿的赞助人。当父亲啃着高粱面窝头就着芥菜疙瘩在文学殿堂里梦游的时候，母亲会请他去鼓楼街的饭馆吃一回涮羊肉，在涮了羊肉的肥汤里再下四两杂面条，为他日后发表的十多篇小说提供了差强人意的营养。父亲却总是梦见饥渴。他写过一篇《瓜农》，一个种瓜老汉要卖瓜还债，舍不得让帮他拉车卖瓜的小儿子吃一口西瓜。在卖瓜回来的路上，儿子因口渴中暑，猝死在烈日炎炎的荒野上。母亲为卖瓜少年流下的眼泪湿透了两块手帕之后，他们就决定结婚了。

    姥爷是一位激进派绅士，当了省议会议员之后，又成了省城的著名律师。他决不反对儿女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