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认识的这点社会和人生，是前人——即便是古代的哲人们所未见、所未闻的，不写出来未免可惜。我的年纪不算大，经历中也没有什么性命攸关的大起大落，却也是从生活的春雨秋霜、运动的峡谷沟壑里走将出来的。我生长在湘南农村，参加工作后又在五岭山区的一个小镇子旁一住就是一十四年，劳动、求知、求食，并身不由己地被卷进各种各样的运动洪流里，经历着时代的风云变幻，大地的寒暑沧桑。我幼稚、恭顺、顽愚，偶尔也在内心深处掀起过狂热的风暴，还曾经在“红色恐怖”的獠牙利爪面前做过轻生的打算。山区小镇古老的青石板街，新造的红砖青瓦房，枝叶四张的老樟树，歪歪斜斜的吊脚楼，都对我有着一种古朴的吸引力，一种历史的亲切感。居民们的升迁沉浮、悲欢遭际、红白喜庆、鸡鸣犬吠，也都历历在目、烂熟于心。我发现，山镇上的物质生产进展十分缓慢，而人和人的关系则在发生着各种急骤的变幻，人为的变幻。

    “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我都曾深深陷入在一种苦闷的泥淖中，也可以说是交织着感性和理性的矛盾。一是自己所能表现的生活是经过粉饰的，苍白无力的，跟自己平日耳濡目染的真实的社会生活相去甚远，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反——这原因今天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了。二是由于自己的文学根底不足，身居偏远山区，远离通都大邑，正是求师无望，求教无门。因之二十年来，我每写一篇习作，哪怕是三两千字的散文或是四五千字的小说，总是在写作之前如临大考，处于一种诚惶诚恐的紧张状态。写作过程中，也不乏“文衢通达”、“行云流水”的时刻，却总是写完上一节，就焦虑着下一章能否写得出(且不论写得好不好)。初稿既出，也会得意一时，但过上三五天就唉声叹气，没有了信心，产生出一种灰色的“失败感”。爱人摸准了这个心性，每当我按捺不住写作过程中的自我陶醉，眉飞色舞地向她讲述自己所写的某个人物、某个情节或是某段文字时，她就会笑骂一声“看你鬼神气!不出三天，又来唉声叹气!”果然几天后初稿一完，我也就从妄自得意走到了反面——心灰意冷。直到很多日子过去，才又不甘失败地将稿子拿出来，请朋友看看有无修改价值。我的不少小说，都是受了朋友的鼓励，才二稿三稿地另起炉灶，从头写起。我甚至不能在原稿的天头地角上做大的修改，而习惯于另展纸笔，边抄边改，并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了字句的推敲上。我由衷地羡慕那些写作速度快的同行，敬佩他们具有“一次成”的本领和天分。假若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障了我的基本生活，而到别的什么制度下去参予什么生存竞争，非潦倒饿饭不可。

    一九七八年秋天，我到一个山区大县去采访。时值举国上下进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全国城乡开始平反十几、二十年来由于左的政策失误而造成的冤假错案。该县文化馆的一位音乐干部跟我讲了他们县里一个寡妇的冤案。故事本身很悲惨，前后死了两个丈夫，这女社员却一脑子的宿命思想，怪自己命大，命独，克夫。当时听了，也动了动脑筋，但觉得就料下锅，意思不大。不久后到省城开创作座谈会，我也曾把这个故事讲给一些同志听。大家也给我出了些主意，写成什么“寡妇哭坟”啦，“双上坟”啦，“一个女人的昭雪”啦，等等。我晓得大家没真正动什么脑筋，只是讲讲笑笑而已。

    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三中全会的召开，制定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正确路线，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人民在思考，党和国家在回顾，在总结建国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而粉碎“四人帮”以来的文学呢，则早已经以其敏感的灵须，在触及、探究生活的也是艺术的重大课题了。我也在回顾、在小结自己所走过的写作道路。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使我茅塞顿开，给了我一个认识论的高度，给了我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