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是你，就像每个月都有人中五百万，却不是你，一个道理。

    20世纪90年代，人们说街头倒下一张广告牌，砸到十个人，六个是经理，还有两个副经理，剩下的两个，一个是经理的儿子，一个是经理的媳妇。现在街头倒下一张广告牌，砸到的十个人里，得有六个本科生，两个硕士，一个博士，剩下的那个是拿着录取通知书背着行李正赶往学校报到的大一新生。

    二十年前，无论是找工作还是找对象，大学生能享受到大熊猫一般的待遇。现在大学生的境况无异于普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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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三年了，我们宿舍的六个人，有三个仍留在学校。

    我上铺的杨阳，大四被学校开除后，重新参加了高考，上了中文系。之所以仍考回这所学校，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哪儿跌倒了就从哪儿爬起来。而我们的分析是:杨阳不是不想上北大，又考回这里，就是因为分数线低。中文专业自古以来就是培养官宦的沃土，很多人都以学习中文为跳板，来实现当官的梦想。一小部分人因为做官不成，才当了作家。而杨阳的理想是做一名批评家，很多社会现象他都看不惯，要以笔为枪，向敌人开战，像鲁迅那样。为了手头宽裕点儿，杨阳的评论文章经常出现在各大报纸，他比鲁迅更勇敢的地方就是，鲁迅至少用过二十多个笔名，而杨阳一直用真名，他说，男子汉要敢做敢当，做不更名行不改姓，到了哪里老子都叫杨阳。我们说杨阳的出现，让黯淡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坛重新看到了希望，鲁迅是一百年前上天赐给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现在老天爷又开恩了，让杨阳拿起了笔。杨阳却说，毋宁说中华民族曾经的苦难，是上天赐给鲁迅的财富，而当代社会暴露出的问题，是老天爷对自己的恩赐，如果没有这些问题让自己唠叨两句，真不知道还能干点儿什么。

    我们宿舍学习最好的张超凡，毕业那年和一家国企签了七年工作合同，以为这辈子就稳定了，可是上了一年班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儿。以前张超凡对政治从不关心，认为那是杞人忧天的事情，作为一个老百姓，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这就够了。上面出了事情，即使自己蹦出好点子，人家也不会听的，自己只是一个坐车的角色，车往哪儿开，哪条道好走，司机自有主意。既然上了车，就老老实实地坐着，别瞎说话，公共汽车的前挡风玻璃上通常都贴着小纸条:请勿与司机攀谈。后来因为在国企工作，便养成了关心政治的习惯，每天有足够的时间看报纸，单位也订了足够多的报纸，《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这些报纸的发行量之所以很多，和中国存在大量国有企业是分不开的。每当看到地球上哪个地方又出了问题，张超凡便会和同事们展开讨论，为他们出谋划策，要不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找个话题唠唠，消磨时间。讨论到十二点，便暂告一个段落，拿着饭盒奔赴食堂，吃完饭回宿舍睡午觉。下午本该一点上班，通常都一点半以后才出现在办公室，接着读报。

    家猫。也许再过五年，大学生就成了被遗弃街头的野猫。

    如果日报看完了还没到下班的钟点，眼睛还不疼的话，这时候晚报也到了，可以接着看。想溜达溜达，就先去菜市场把菜买回来。有孩子的去幼儿园把孩子接了，然后回来照一眼，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在国企虽然必要劳动时间短，但工资低、锻炼少、进步小、衰老早，长此以往，人将不人。眼看着去了外企的同学住进自己的房子，开上自己的汽车，张超凡心里便起了痱子，报纸改看房地产和汽车专版，看了半个月，发现这两样无不对钱提出很高的要求，于是想辞职去挣钱多的地方，可是违约金一年两万，合同期限还有六年，为换工作

    自己先掏十二万不值。张超凡虽成绩好，可毕竟不是杨振宁、袁隆平那样的人物，没有哪个公司愿意给他出这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