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的那条胡同里的海关宿舍大院，他家的具体位置在大院里一个有月洞门的小偏院中，院心有一株高大的合欢树，树冠犹如一把撑开的巨伞，到了夏天开出满树金丝绒般的合欢花又叫马樱花(更严格的写法应是“马缨花”，即花形花色犹如马身上的缰绳鞍辔所装饰的红缨子)，没风的时候那花香会浓酽得有些闷人，风过时满树枝桠晃动，花香被风吹拂得浓淡相宜，吸人鼻中令人心旷神怡……

    现在回想起来，他总觉得父亲那时候尽管很认真地为新政权工作，并且极愿意顺时代潮流而进步，但似乎一直没能找准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应扮演的角色。

    据二哥后来跟他讲，二哥他们小的时候，家里住的海关宿舍是非常神气的，是那种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客厅中甚至有壁炉，并且一到冬天是真的启用那壁炉来取暖的，西式沙发一类家具不消说很齐全，父母卧床上的蚊帐，不是中式的四根竹竿撑起的方形帐，而是从天花板吊下的双层帐，并且那钟形的帐顶有着许多西洋海草式花纹和缨穗，总之十分讲究，甚而可以说相当豪华……但解放后到了北京住进那新海关宿舍，父亲却买的全是旧货店里的最粗劣的家具，没有购置沙发，甚至没有购置带大穿衣镜的衣柜，因为他说过：“看看对门甘木匠，人家搭着铺板睡，支起炕桌坐小板凳吃饭，不是一样过得很好？我们不要太脱离劳动人民！”如果父亲真把这准则实行到底，倒也罢了，但起码直到“三反”“五反”的政治运动开展起来之前，他却总还是经常地穿着西装，他自然也置备了中山装，也穿，但终于有一天在母亲劝说他不要总穿西装时，他脱口而出地说：“穿惯了！还是穿惯了的衣服穿着才舒服啊！”他在穿衣上就不怕脱离甘木匠那样的劳动人民了——实际上甘木匠那时候就仿佛连一身新的干部服也不曾穿出过，他的记忆里，甘木匠总穿着中式的对襟褂子，要么天稍转热便穿中式的褡裢背心。他记得父亲还很爱吃西餐，那时候东安市场里至少有三家西餐馆还在营业，一家叫“和平”，一家叫“吉士林”，一家叫“和风”，父亲带他和阿姐小哥去吃过，更多的时候是父亲自己去吃，后来据母亲透露，父亲那几年工资的三分之一，全用在他个人去那三家西餐馆吃西餐上——常常是中午他不在单位食堂里吃，或下午下班后不回家吃，自己溜达着去西餐馆吃，反正当时他工作的单位离东安市场很近。他记得当年父亲回到家，常戴一顶西洋式睡帽、穿着西洋式毛巾睡衣(都是解放前置的，都已有破损处)，倚在床铺的枕头垛上很自觉地阅读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并手持一根红蓝铅笔，用那红的一头在上面不时划出一些红杠杠，注出一些诸如“！”、“！！”、“！！！”一类的符号，还有一回跳下床来，找出毛笔，蘸着浓墨写下了“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对子，写完不待墨干便用图钉钉到床头的墙上，钉完还喃喃念诵、频频点头……但有一回他偶然翻动父亲枕头，却又从枕头下发现了几册陈旧的线装书，书名叫。他正躲在屋角偷翻那书，被母亲发现了，母亲便将书收回，并对他说：“小孩子不能看这个书！”他问：“爸爸为什么能看？”母亲便唠叨说：“他也是星期天才看上一篇两篇，其实他也不该看，这个书很没意思……他从东安市场旧书摊上买的，他说不贵，我看是白糟蹋钱！”现在回想起这一切，便越发地觉得父亲是没找准角色。

    同院里有一位钟先生，也是旧海关的留用人员，不过不是从重庆关而是从上海关调到北京的，当时他不懂得，如今回想起来，那钟先生跟自己父亲的不同便是找准了角色，并且极其认真地进行扮演。钟先生一解放就绝对不再穿西装，甚至于也绝对不再穿皮鞋，更不像他父亲那样还去西餐馆吃西餐，还到旧书摊买旧书，钟先生在院子里出现时总是一脸严肃，并且经常地给院子里的人当面给予赞扬或批评。比如他就记得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