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了国民党，有国民党员的身份)，七舅舅也拒绝了；派报社记者来采访他，要表彰他的医术医德，他称病挡驾了；请他出面会见招待来访的外国医务界人士，他推脱了；就是每逢“五一”、“十一”等节日送来请柬请他出席市里的大型宴会、集会或观看演出，他也都没有去过。更为古怪的是，医学方面的协会、联谊会之类的组织他也不参加，医学方面的杂志向他约稿他也从不投稿，后来院里打算让他的徒弟记录他的临床经验整理成书，他也摇头说：“写下来有啥子用哟，我教给他们做就是了嘛，他们日后再教他们徒弟就是了嘛！”七舅舅终于不曾挂过任何职务，不曾有过任何头衔，报纸书刊上也不曾出现他一次名字，他也没有留下一篇论文更别谈留下一本专业方面的著作。但七舅舅自那个历史上著名的夜晚到后来去世的半个多世纪中，生活平稳而安适。“文革”的冲击对他而言是短暂而且也并不怎么猛烈的。据说他被“解脱”而放回家中后，见到七舅母的第一句话是：“快去买个蹄来炖，我潮得很哟！”“潮得很”是我们家乡话，意思就是久未见到荤腥的一种强烈向往。七舅母即刻提着篮子奔向菜市场，并且果然买了好大一只蹄，炖得烂烂香香的让七舅舅吃了个够。七舅舅吃蹄的这个生活细节传到我父亲耳中以后，尤其令他愤懑，他对七舅舅有着一种超常的嫉恨，我想这大约是因为他认为命运太便宜七舅舅了。站在我父亲的角度替他想一想，也确实容不得七舅舅的悠哉游哉。当年父亲留在北京，眼睁睁地看着七舅舅兴高采烈地随我爷爷去广州投入革命洪流，他恐怕是认为牺牲了自己成全了七舅舅，而七舅舅竟并不能从一而终，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当了逃兵，这倒也罢了，这位逃兵直到全国解放以后，依然坚持脱离政治，而他竟得以保全！我父亲呢，他挑着沉重的生活重担(开始是维持爷爷扔下的一大家子，后来他同母亲结婚后又养育了五个儿子一个女儿)，直到解放前夕才算终于同地下党挂上了钩，解放后他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干革命，领受了党给他的职务、头衔、身份和使命，然而在“文革”中却要他为此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他既被判定为“有严重历史问题”，更有一系列文章和言论被列为“毒草”惨遭批判，最后竟被“复员”到对他来说极为陌生的故乡，这怎么能让他想得通呢？为什么七舅舅“逍遥法外”，而他却在劫难逃呢？我父亲还向我提到了一串亲朋的遭遇，他们当中大有与七舅舅同时参加革命并且一直坚持下来的优秀之士，却挨斗的挨斗，受罚的受罚，甚至惨死的惨死……其实父亲也用不着跟我讲那么多，我当然知道有一位叫贺龙的元帅是怎么死的，当七舅舅啃那只炖得烂烂的香香的蹄时，贺龙元帅连干净的饮用水也没有得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