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次往来于故乡——北京——上海之间的过程中在故乡或上海或别的什么地方加入的。这我就不清楚了，相信七舅舅在自己的档案材料上是写得一清二楚的。这一点来自故乡的县党史修撰者也毋庸我来考据证实——但有一点父亲告诉过我：我爷爷很喜欢七舅舅，甚而从喜爱发展到宠爱。

    那是个大革命的时代。1925年年初，我爷爷决定抛弃朴园，把奶奶、我父亲和当时尚未成年的几位姑姑移到远比朴园狭小简朴的四合院中，前往广州参加革命。他决定把七舅舅当作他钟爱的弟子及亲密战友带走(其实就七舅舅方面而言，无需谁把他带走，他是把我爷爷视为可爱而可敬的辛亥革命老前辈，愿推动他进一步加深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以利革命事业)，这大约引发出了我父亲与爷爷同时兼及七舅舅之间的尖锐矛盾——须知我父亲当时也是一位血气方刚的激进青年，凭什么他就得留在北京挑起维持一家的生活重担？凭什么他就不该前往迸发出诱人的革命魅力的广州，也成为一个惊涛骇浪中的弄潮儿？难道七舅舅就真比他强么？难道爷爷同七舅舅在一起，就真比同自己亲生儿子一起更感到昂奋而快乐么？

    但不管怎么说，爷爷同七舅舅一起去广州了。北京的一大家子人，并不能及时得到爷爷从广州汇来的钱，后来更干脆一个子儿也收不到，恐怕是爷爷根本就没有再寄，我父亲，当时也不过才20岁的样子，便在对爷爷爱恨交加的感情冲击中，咬着牙挑起了越来越沉重的家庭重担。

    七舅舅呢？他是快快活活地革命去了！一身轻松地弄潮去了！据父亲告诉我，七舅舅年轻的时候不但不是个猥琐的胖子，竟是个身材颇显修长的健壮男子。他蓄着一头浓密的长发，并且蓄着一腮一下巴的胡须。父亲曾挤在人群中听过七舅舅演讲。据他形容，这位与他同年龄的布尔什维克显示出惊人的成熟与雄辩。他纵论天下事，横扫当世雄，像一支火把在劈劈啪啪地尽情燃烧，不打手势时，他两手手背贴在后臀上，打手势时，他的一只手或双手突然伸向斜前方，手掌立起来，五指用力地张开，“赤潮澎湃！”“惟我工农！”当这类词语从他口中喷出时，听众中的一部分会狂热的鼓起掌来，而一些剪着短发、穿着月白肥袖短衫、深黑百褶短裙、长统厚袜子、带绊布鞋的新女性，便会从仰望着他的眼睛里，闪出异样的光芒，连我父亲的恋人——我的母亲，当时国立女子师范大学附中的学生，七舅舅的从堂姐妹——也是如此；父亲回忆起这类情景时，心头肯定是五味交织。

    北伐军节节向北推进。据说我爷爷和七舅舅都担任随军的军医。爷爷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主修人类学时便上过医学课，后来又专门去修过外科，七舅舅从十几岁起就跟着一位教会医院的洋医师学牙科，因而他们担任随军医师自然相宜。据说终日处于激昂亢奋状态中的七舅舅面对着送入野战医院的鲜血淋漓的伤员，常常一边心疼地抢救，一边大声地用家乡话中最刻薄凶狠的脏话骂军阀及其走狗，还常常不顾我爷爷及其他军医的劝阻，跳着脚要去参与前线的冲锋陷阵，并且在汀泗桥一战中，果然擅离野战医院的职守，跑去强行参加了敢死队。据说他高举着一面北伐军的战旗(我想像不出那是一面什么图案的旗帜)，在烽烟中冒着枪林弹雨，冲在最前列，并终于把那面旗帜插在了所攻下的屋宇上，他的英勇、热情、浪漫、豪放，一时传为佳话。

    我爷爷和七舅舅随着胜利的北伐军进入了武汉城。那时候我还远未出生。后来我从教科书上和老师讲述中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国共分裂，“四·一二”大屠杀，白色恐怖。我爷爷同一位“马日事变”后从湖南逃出来的女赤卫队长(几乎比他小30岁)，一起前往上海同居并开辟新的局面，七舅舅则辗转到达江西南昌。后来就有历史上著名的南昌起义，并使我们在以后的每一年8月1日永志不忘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