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取，什么专业你不记得了也无关紧要——因为听说她刚上到二年级便被抽出去当了专职的政工干部，先在系里当，后来升到校一级机构里被委以了重任……

    “文革”的急风暴雨铺天盖地而来，你吓坏了，不明所以，不知所措，除了自己家里的亲人，你顾不得念及其他人的安危……

    “文革”后你趁时顺势，竟终于成为了一个作家，有一天你偶然在一本杂志上翻到一篇署名黎曙霞的文章，不由得细读一遍，读完不禁遍体清凉。这以后你再没在报刊上看到过署名黎曙霞的文章，也许她还在清华？她还在干政工方面的工作？那样的文章她只能写一遍，而你也只能读一遍。

    黎曙霞的文章是应刊物之约写的，内容是悼念她的双亲。她的父母都是几十年党龄的老革命，这本是你早已知道的，你不知道是她的父母二位在“文革”中都以反革命的罪名而被弄死。她父亲死在批斗会的现场，从三张桌子搭成的一个高台上昏倒摔下来当场毙命，母亲则在隔离审查的屋子里用撕成布条的衬衣结成绳子把自己勒死在了门把手上——完成了她继那先进女工、农村女干部和红军女政委三个舞台形象后的第四个形象，不过这一回是在人生的大舞台上。

    ……你在“文革”结束好几年之后，才想起来去找胥保罗，那是出于一个实用主义的目的——你想得到一本《圣经》，因为你弄文学，需要把那当作一本必要的参考书和工具书；你在报纸一角的一则消息中获悉天主教和基督教都已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而在一个有关部门召开的落实宗教政策的座谈会上，有几位宗教界的代表发了言，开列出的发言者名单中，有一位牧师正是胥保罗的父亲；你去胥保罗任教的那所中学去找胥保罗，他果然还在那里没有换过别的单位别的工作，他见到你既未流露出高兴也绝对没表现出不高兴，他知道你已经成为了一个作家，已经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儿，他主动问你的头一个问题依然是：“你入党了吗？”

    你便问他：“你呢？”

    他认认真真地回答说：“这回是真的——快了！”

    你和他在学校操场边上那高高的白杨树下一边漫步一边聊天。你记得他对你说：“我跟父亲要本《圣经》给你那没有问题。其实你直接找他要他也会给你，他还记得你。他现在是神学院的教授。现在我不能单纯地把他看成一个宗教界人士，一个唯心主义者，我认识到，他也是国家的一个难得的人才。因为，你知道，他懂得罗马文，古罗马文，还有希腊文，古希腊文，那是好比梵文、满文那样的死文字，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人用那样的语言说话了，也几乎没有人用那样的文字书写，就是能读能认能解的人也不多了，而我父亲还会。尽管他在劳改农场呆了20多年，他居然还拾得起来……有关部门很重视他这个专长，正让他带几个学生……不过我当年确实对他太‘左’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是‘左’了，受‘左’的路线、‘左’的思潮影响么！你不知道，1965年年底，劳改部门把我找去了，他们对我说，我父亲劳教期满了，让我把父亲接回家去，我一听就懵了，那怎么行？我多年来一直同他划清界限，不跟他见面，不允许他钻空子用父子情什么的那一套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来软化我。再说我母亲已去世了，我们家已经拆散了，我作主把我们家住的房子捐给街道托儿所了，我和弟弟妹妹都不再依赖父母那不干不净的房产过活；对了，我弟弟、妹妹跟我一样，考大学不管原来填的什么志愿，最后都只被师范类院校录取，而且全被分配到中文专业，所以跟我一样全是语文教师，满门语文教师……总之那时候我们都没有结婚，都住学校的集体宿舍，接回我父亲去我也没有地方安置他，劳改部门就说他们可以通知我们学校，让学校为我和父亲专门安排一间宿舍，那不成问题，可我不同意，你想想，我好不容易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