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来了家中老人，也安排在那座楼住，那座楼里每层都有一至两间屋辟为公用厨房，当年还没有液化煤气罐，更不通管道煤气，公用厨房里是近墙一溜的煤炉子，烧的蜂窝煤就堆在走廊里，哪一垛是哪家的，各自都心中有数……阿姐和屈晋勇，鞠琴和常延茂，住在同一座楼里，阿姐他们在一楼，鞠琴他们在二楼，方位一样，当中只隔一层楼板；鞠琴他们先有了女儿，阿姐他们很快也有了儿子，孩子和保姆就都住在那另一座楼中，两家的“育儿室”也紧挨着；吃饭如果不去食堂，那就都到“育儿室”里去吃，偶尔例外，比如星期天，我那时正在师范学院上学，去找阿姐，她便同勇哥留我在他们住的房间里玩，并在那里用煤油炉子单烧一些东西来吃。那一天我又去了，阿姐除了别的菜以外，还打算炒一个苋菜，便支使勇哥跳窗到楼后的空地上去摘，那片空地上丛生着许多野生状态的花草树木，时有鸟儿蜂蝶鸣啭飞舞，我说挺美丽的，阿姐却皱眉说：“美什么，除了冬天，三季都有蚊子飞进来，叮死人！”尽管阿姐说过这样的话，那一天她打开楼窗探出半个身子去指挥勇哥时，显然是颇为知足，心情大畅的。

    那种“筒子楼”的房间开间很大，每间面积总有20平方米说不定还多，当时阿姐和勇哥置备了新的双人床新的带大穿衣镜的立柜，新的带玻璃拉门的小柜橱，以及一对新的木扶手沙发带茶几和一套新的折叠桌和折叠椅，还有新的脸盆架什么的，加上勇哥早置买下的如同今天的大彩电那么大体积的三个波段的当年最昂贵声音也确实最好样式也实在新颖堂皇的收音机，还有墙上挂的在王府井中国照相馆照的放大成20英寸并且由高级技师由黑白染成彩色的大结婚照片，那时候很难得到的用全开道林纸精印的不在国内公开发行只作为对外宣传品的画面全是北京“十大建筑”的大挂历，以及搁衣小柜橱玻璃拉门里面显露出耀目图案的上海金鸡饼干的大饼干桶及圆筒状的“乐口福”及几种方形的茶叶罐……都使我觉得我的阿姐过上了相当富裕和相当高级的生活。更何况每回一走近他们住的楼房，因为有的演员夫妇自购了钢琴，正在房间里练声，便有“椅义伊义椅”、“喔卧窝卧喔”一类单纯而优美的歌声和不断升高八度又降低八度的叮咚琴声传来，使我有一种步入艺术殿堂的神圣感。

    他记得，勇哥每回来看他父母即勇哥的岳父岳母，总要提一大兜乃至两大兜满满当当的水果、点心或别的什么礼品来，即使到了“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已经很难买到定量以外的食品，勇哥来时也还是总提着大兜的东西，有时是赴部队演出归来带回的某些犒劳品，有时是文工团作为内部福利发下的鸡蛋或黄豆……勇哥的做派是量大，他似乎总怕自己奉献给别人的东西量少了，因而往往量大到不必要乃至令接受者难办的程度，比如到了1963年供应好转了，他能一次提来5斤高级点心或10斤桃子，那时又没有冰箱，结果总要造成吃不完的点心长毛或桃子溃烂的后果，阿姐就当着全家人说过他：“怎么劝也没有用，他非要这么着心里头才过得去，就是这么个人，我劝多了他还以为我是小气……”他记得他去文工团阿姐勇哥那里玩也是一样，勇哥给他冲茶时总恨不能在茶杯里装进半杯茶叶再用滚水去冲，结果那高级茶叶沏出的茶水反而难以下咽，几次以后他便不得不在勇哥一取茶叶罐时便高声嚷：“勇哥，我不要那么多茶叶！”吃饭时给他添饭总要添成个“帽儿头”，夹菜也总要随时堆满他的饭碗才甘心……

    他记得，与勇哥在物的给予方面的过度慷慨相对应的，却是勇哥的过度寡言，这很出乎他的意料，因为台上的勇哥很少扮演寡言的角色，而且都颇称职，他万没想到台下的勇哥不仅不擅言谈，而且也并不练声，他去阿姐勇哥那里玩时，总希望勇哥唱一段或至少趁他在时像别的屋里的演员们那样练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