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次。姥姥跟他们说，自己没别的条件，也没别的本事，祖籍山东嘛，就会蒸个正宗的山东馒头……人家就一个劲道谢，姥姥就说，这是我来谢您，人家就说不用不用，以后再别送来了……

    ……姥姥从不主动提起跑到台湾的舅舅。可是我记得，每当街道上绷紧阶级斗争的弦儿时，就会有管治保的，一般是好几个人，忽然在天都黑了以后，闯进我家，故意地，大声地，让左邻右舍都能听见地，一句挨一句地问姥姥，而姥姥这时，也就总是有问必答，并且，既不格外压低当然更不格外提高她的嗓门，语气从容而又平和——

    “……你几个子女？”

    “两个。”

    “你儿子叫什么？”

    “皮定边。”

    “他在哪儿呢？”

    “在台湾。”

    “他什么时候去的台湾？”

    “一九四九年八月。”

    “他跟谁去的台湾？”

    “跟国民党去的台湾。”

    “跟蒋介石跑过去的？”

    “跟蒋介石过去的。”

    “他还活着吗？”

    “活着。”

    “你怎么知道他还活着？”

    “他今年才四十八岁。”

    “怎么，你们还有联系？”

    “没联系。”

    “没联系你怎么知道他还活着？”

    “他还不到五十。”

    接下去，来人往往便不让姥姥再说什么，而是你一句我一句地厉声批斗她一顿。姥姥低头站着，腰板却挺得十分的直，平静地等着对方终于觉得索然。

    这种情况下，我母亲跟我，往往是呆在里屋，心里塞满屈辱，背上仿佛扎满热刺。

    ……我在这种环境里长大，我一心要改变自己和一家的不利地位，我用的算是“苦肉计”吧？我坚持一天给潘大大倒两次屎盆……可是我渐渐地，很自然地，开始不仅享受“学雷锋标兵”“向阳院儿童委员”的荣誉，而且，我学会了用我所争取到的权势，来报复我的宿敌……我逮住了一个机会，把那欺侮了吉向红的同学，当做参与“聚赌”的成员，给揪了出来，并且成功地召开了一次“向阳院”的批斗会。我执意要给那几个被揪出来的人挂上“反动赌徒”的黑牌子，居然成为了活生生的现实……你怕早不记得这种“向阳院”里的闹剧了，可是，实跟你说，那一回，是我一生里，头一回体验到批斗会的魅力！……“反动赌徒”！不伦不类吗？我可是懂得了，你出身好也没什么了不起，无论什么时候，“坏分子”这顶帽子，或类似这类的罪名，总还是能罩到你头上的！

    ……可惜“好景不常”，“向阳院”没多久便不了了之了，因为粉碎“四人帮”了，社会价值标准，旋转着，变了……

    ……大概是一九七九年，我们家来了一个人，一个不认识的人，一个女的。我印象里是个老太太，可我母亲说那人其实不比她大多少。那时候我母亲自然也经常在家了。来的那人不说找我母亲，只说找我姥姥。她是谁？原来她是监狱里的一个工作人员。她来，是因为她退休了。她来找姥姥，是以私人的身份。她是来告诉姥姥，别再给姥爷写信了。因为姥爷早就死了，十年前就死了，是在劳改当中。因为大夏天里，水不够喝，他渴得难受，捧起脏水洼里的水，喝了几口，回去就得急病，没几天就死了，但是……她管收信，姥姥的信她都拆看过，她说半年前还收到过一封……她现在是自发地，来告诉姥姥，别写了，人已经死了，死了十年了……

    ……那女人还没走，我妈就哭开了，可是直到那女人走了好久，姥姥也还是没哭。当然她的表情很凄惨，让人不敢正视。她呆呆地坐了好久，然后，她站起来，走进厨房，开始和面，准备蒸馒头……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