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父亲骑车路过西单，一群红卫兵正在砸商店的大招牌，自然是属于“四旧”的招牌，好多的路人围着看……忽然有红卫兵往人群里扔油印的传单，传单上印的大概是些“勒令”，就是让大家，各个商店什么的，自觉地把属于“四旧”的东西消灭掉……什么是“四旧”？你为什么打岔？是的，也许，现在比我们更小的一茬，他们多半答不出来了……我，唔，试一试，旧思想，旧意识，旧风俗，旧习惯……对吗？不要打岔，对我来说，那天，是个很大的悲剧，因为，红卫兵一撒传单，我父亲就很积极地跳起来接，当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长大以后，想象过很多回，甚至还到西单的大街上，去实地设想过，如果拍电影，或者电视剧，该怎么处理，才能合理？那其实是很难合理的。可是，那天出现的事实是：在人群的掀动中，父亲跳起来抓住了一张传单。但也就在那一刹那间，他摔倒了，并且恰巧就有一辆吉普车开过来，刹住车时，父亲已经在轮下……是一些红卫兵把父亲送到医院抢救的，并且通知了父亲单位，单位又通知了我们家……抢救无效，父亲死了，他死了，右手还紧紧攥着那张“破四旧”的传单。这个细节让当事的红卫兵很感动，他们要求父亲单位定父亲为“因公牺牲”的烈士，单位照办了……父亲的死，确实不是轻若鸿毛，对我们家来说，真是太重要了！因为有了他的这个牺牲，急风暴雨地往乡下轰“逃亡地主”时，就没人来轰我姥姥，尽管有人知道她的成份是地主……

    ……我因此得以在姥姥身边长大。父亲死于一张传单时，我才三岁多，我对他几乎没有任何鲜活的印象。我对母亲的印象，也始终不清晰，因为她确实是继承了父亲的遗志，起码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她狂热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在群众组织里当头头，后来又到“五·七”干校……我当“向阳院儿童委员”的时候，她还在干校，也许，你倒还比我更了解她……好，不去说我的父亲和母亲，要跟你说的，是我姥姥。

    ……姥姥很寡言。但她并不忧郁。她把我们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为什么能当上“向阳院儿童委员”？不是靠“烈士子弟”的身份。其实，那时候，人们或者不记得我父亲是谁，或者提起来都撇嘴认为“不值”了，人们所记得的，主要是我们家阶级成份有问题，还不仅是姥姥该算“地主婆”的问题，我姥爷爷呢？他在监狱里，是历史反革命，并且，我舅舅，就是我母亲的哥哥，一九四九年去了台湾，你想我这是出身在一个什么家庭？你没印象吗？我母亲那么积极地投入文化大革命，可是后来还是被进驻的工宣队看成了一个“坏头头”，一打发到“干校”就是好几年……你在同一座楼里，居然没在意，是呀，我们跟你，没什么牵扯……所以我今天要特别找上你，让你懂得，当年，就在你身边，一个我，一条生命，在默默地寻求，一种可能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那时候，按阶级成份划分人群，对待人，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缝隙。在学校里，我不能跟成份好的学生同座，跟我同桌的，是个女生，她出身是资本家，并且没有我那样一个说起来多少可以遮点丑的父亲，因此，她在班上就更受歧视。她叫吉向红。

    ……说真的，我倒很喜欢跟吉向红同桌。记得有一天，她穿了一件红毛衣来上课。那件红毛衣非常扎眼。不是红旗、红领巾的那种红色，而是一种在当时来说，显得多少有些个出格儿的红色。并且，那毛衣的领子，也挺不一般，是当时很少能见到的那么一种坠着两个小球球的样式……我就悄悄问她：“你妈妈给你织的？”她就悄悄告诉我：“唔，今天我过生日……”啊！她过生日！当时，学生是不兴过生日的，而她家还给她过生日！这让我想起了我姥姥，姥姥不管在哪一年，总是认认真真地给家里人过生日，哪怕那方式只不过是下一碗打卤面、蒸几个寿桃儿……我就更小声地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