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了职工宿舍，办公都集中到西院里去了……东院又分前院和后院，那前院，有一座旧楼，是很旧的楼，大概建造于二十年代，是当时盛行的东西合璧的样式，楼有地下室，地上三层，每层都有很宽阔的明廊，廊柱用青砖砌成，升至三分之二处便两两呈圆润的曲线相衔接，构成若干视觉上很跳眼的西洋风味的圆拱壁；粗壮的砖柱间，是精致的中式木栅栏，栅柱上雕有简洁而典雅的花纹；一道楼梯隐于楼内，另一道楼梯明露于楼侧，都是木制；廊后是大大小小的房间，大房间的门窗，当年都镶着西洋式的彩色玻璃；楼顶四周有类似中式女儿墙的突起，屋顶则是英国式的尖坡状，覆盖着涂以绿漆的波纹铁板……他的生命史与那楼相遇时，楼已“徐娘半老”，不过“风韵犹存”……砰砰砰的敲击声，霍木匠在钉窗户，那是小小的一间偏屋，当年楼主给仆人住的吧？里面有个酒糟鼻，为什么默不作声？似乎也并非是准备着“在沉默中爆发”……在楼上，当年的那间办公室里，他曾对酒糟鼻说：“……你就承认了算啦！”更是说给在场的其他人听的……没多久办公室全迁到西院，两个院完全用墙隔断了……东院那天就宣布“向阳院正式成立”，“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桩大事”，“……向阳院儿童委员：红小兵闪毅！……”

    但是，为什么偏偏要在这时候，这最应忘记过去的地方，在舌蕾上溢满CAPPUCCINO的当口，却“沉渣泛起”？该死的闪总经理！……包房多少号？7……70……几？

    ……费了好大劲，他才又吸回了弦乐五重奏的乐音……莫扎特……到底是莫扎特！这么永恒……但那是尾音，一曲终了，演奏台上的乐师们下来休息了……喷水池的溅水声却一派世俗气……

    他等的人来了。等的只是一位，却到了两位。

    他并未等的那位，似乎比所等的那位更有道理出现。她叫卢仙娣，玫瑰红的长袍裙外套了一件牛仔风格的无袖黑坎肩，还没走拢就跟他大声地“hi——”上了。他所等候的杨致培倒落在她身后。

    卢仙娣落座后并不解释她与杨先生同时出现的缘由。也确实不必解释。她有道理出现在任何场合。

    倒是杨致培说：“到头来还是没跟林奇联络上……卢小姐帮我想了许多的办法……”算是提供了一个“背景材料”。

    他跟杨致培是几年前在美国认识的。他和杨那时恰巧由同一所美国大学接待，相处了一个多月，有过几次开诚布公的长谈。杨致培跟他是一代人，却长期生活在全然不同的环境之中。杨出生在台湾，他祖父一代便定居台湾了。因此，他在台湾，又有着与那些一九四五年以后，特别是一九四九年随蒋氏政权溃退到台湾的那些家庭的子女，很不相同的家庭影响，更有着他本人相当独特的心理历程。

    他不敢说自己哪怕是粗略地理解了这位朋友（严格而言，他们或许还算不上朋友），但至少，他听杨致培讲述过其在台湾的心理历程，能听到这种讲述的大陆人氏，他敢说至今还属少数。

    杨致培被认为是亲共的。他在二十郎当岁的时候，因为偷听大陆的对台广播，并且传布了听来的内容，被国民党政权抓进了监狱。刑满释放以后，他不但决不“痛改前非”，反而“变本加厉”地尽一切可能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只是更隐蔽也更机警而已。他说，他在六十年代末终于确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光辉理想，并且坚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是通向那光辉理想的最优途径。他的这一理念，甚至并不因文化大革命被大陆所否定而动摇。

    雍望辉在美国，在那座窗外一派碧绿的尖顶小楼的起居间里，曾试图用具体的例子，向杨致培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偏差与实践中的“适得其反”，比如说，不仅文化大革命初期有普遍的文物破坏、打击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