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

    1978年，高中毕业前夕，某外事部门在北京几个区的中学里招收培训人员，条件之一是必须具有优异的外语成绩。学校的那位英语教师竭力推荐荀磊应考。英语教师的“历史问题”那时已经澄清，他只不过是1948年去台湾中学教过半年书，绝不是什么坏人。他到哪儿都是教中学，教英语，说他以此谋生也好，说他以此服务于社会也好，总之对他完全可以放心。他让荀磊天天晚上都到他家，悉心地给荀磊辅导；当荀磊进了考场时，他在那大门外背着手焦躁地踱来踱去，以至于别人以为他得了精神病……

    考完了，荀磊回忆出全部考题和自己的答法，老师拿笔的手颤抖着，给他预测得分——他能得84分。老师说，这即使不是最高分，也一定在录取线之上了。

    但消息不断传来。许许多多的人——不仅考生本人，还有他们的家长及其亲友——利用各种从最原始到最现代化的手段，涌向这个部门的“后门”：请客送礼、以位易位（你给我安排一个，我给你安排一个）、热线要挟、秘书传话……乃至坐着小轿车来“御驾亲征”、拿着“尚方宝剑”（某大人物开的条子）来当场“宣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部门中有人敢言，有人敢怒，但“后门”仍然堵不死，一个又一个考得相当差乃至根本没参加考试的人获得了“录取通知”。后来有人给报社写了信，信登在了“读者来信”栏，加上了很严厉的“编者按”。老师和荀磊捧读那张报纸时的心情，可想而知。

    这场招考据说以“后门进入率74%”收场。总算不是百分之一百。完全没有后门，没有背景，父母只是最普通的劳动群众的考入者，据说只有荀磊一个人。他是第一名。他的英文考试得了87分，老师还给少算了3分。第二名是64分，他这个第一名同那第二名的差距居然多达23分！连参加招考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员后来也说：“如果我们连荀磊也不要，那可真是没有天理良心了！”

    考入的这批青年人在国内培训了一年，后来便送到英国学习。荀磊一直保持着第一名的位置，并且总是把第二名甩开相当一段距离。连最嫉妒他的同伴也说他有一种“语言天才”，并且有人归结为“遗传基因”。“天才”？“基因”？在泰晤士河畔，听着威斯特敏斯特寺的钟声，荀磊回想起9岁时淋浴室中的那一幕，泪水涌到了他的眼眶，又被他咽进了咽喉。他的灵魂颤动着，他感到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地爱过自己的祖国——那是具体已极的、实实在在的祖国，有尘土飞扬的小胡同，古老的、顶脊上长着枯草的钟鼓楼，四合院黑糊糊的门洞，门洞顶上挂着一对旧藤椅，锁骨下和腰上有着枪伤的爸爸，爱做鸡蛋炸酱面给大家吃的妈妈，善良的安心于服务工作的姐姐们，以及那些可爱的邻居，从珠阿姨家传出来的胡琴声和咿呀的西皮流水腔，还有英语老师那似乎总是吃惊的表情……那就是他“天才”的来源，就是他的“基因”。他一定要好好地为祖国做一个正正经经的、有切实贡献的人……

    在英国的学业结束了。同伴们都迫不及待地要坐飞机回国，因为回去后将有另一场战斗——争取分配到一个可心的下属部门，从事可意的具体工作。荀磊却取得大使馆同意，乘火车回国。他渡过了英吉利海峡，穿越了整个欧洲，并且横切过整个苏联，经过了西伯利亚，历时半月，终于回到了北京，回到了钟鼓楼附近的这条胡同，这个古老的四合院……他发现这里一切似乎都没有变化，门洞里依旧挂着那一对旧藤椅，院中樗树（臭椿）上的蝉鸣还是那么一种声调，公共自来水管水击桶底的声音也还是那么琮有韵……可是毕竟也有比较显著的变化，原来里院北房换了一家姓张的来住，据说是位局长，有好几大橱的书，其中还有不少英文书。于是他便在等待分配具体工作的那段时间里，跑去借书看……

    张秀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