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莫言

    张悦然出生于八十年代，现在还在念大学，但她已在小说创作的探索中走得比较远了。她的小说不以故事取胜，但凭靠对外在世界和个人心灵的敏锐体察和聪颖感悟，细细密密地串起了一串串梦想的文字珠链，便营造出了一个个五光十色、美轮美奂的奇景。强烈的梦幻色彩使她的小说显得超凡拔俗而又高贵华丽。她的小说，读起来既冷嗖嗖又暖烘烘，既朦胧又明澈，既真切又虚幻。

    这些近似梦呓的诉说，来自青春始端的敏感，来自骨子里的郁悒，来自成长的愉悦与茫然，有时尖利，有时低沉——它们，飞扬而又忧伤。同七十年代人相比，八十年代人成熟得更早。现实的残酷、信息的围攻，无时无刻不在牵引他们的焦灼、辨别与思考。他们没有固定而统一的信仰，所以很早就开始寻找各自心灵的慰藉。这远非一份好的课程答卷、一所较理想的大学那样简单。成年人的友情观、爱情观、家庭观过早地闯进了他们的视野。他们多梦、敏感，很容易受伤，但有时又会表现出惊人的坚强。他们不会情愿过早堕入世俗，所以不会信奉金钱与权势，那么剩下的就只有爱情。

    所以，张悦然的小说主要是写亲情、友情和爱情。她笔下的爱情，是她用稚嫩而早熟的心灵放飞出去的一只只飘摇而空悬的风筝。爱情成为梦想的惟一附依。这样的梦想在张悦然的小说中顽强而专注。比如《黑猫不睡》中“我”的“拒绝”、《毁》中天使的坚守、中的“我”的献身，等等。一个固执怀抱梦想的人必然同时也就怀抱了忧伤，因为现实要泯灭梦想，阻绊它们去飞。因而那些臆想中的爱情，开端都很美妙，发展都很艰辛，结局都很悲惨。无论是离别、破碎还是死亡，这都绝非空穴来风，是她们感知到的部分现实。她们可以丢掉梦想吗？答案肯定是不可以。悖谬正在这里：她们的梦幻大多是悲剧。张悦然的笔之所以反复触及到了种种的“爱情悲剧性存在”，因为梦幻和现实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巨大落差，这带给爱幻想的她们浓浓的悲剧感。作者从小就在她的小说中透射出了这种悲剧意识，这很不简单。悲剧意识的确立，如人所言，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清醒，是社会整体乐观情绪的必要补充。相对于社会整体性的乐观情绪，这种悲观无疑是重要而又必须的。而我们也吃惊地发现：张悦然的小说大都是悲剧。刀子一样锋利的语言，珠贝一样闪闪发光的思想，她用小说来营建高于现实的生活，并向这种生活伸出丰富而茂密的心灵触须，她的作品充满了凌越现实的巨大冲动和使人警醒的批判力量。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在别人眼里，她可能生活得很好很贵族。但我们会听到她斩钉截铁地反驳说：我非悲剧，而悲剧永在我心中！

    怀抱爱，怀抱梦幻，怀抱深切的悲楚，这使小说中呈现的他们因充满忧伤而高贵异常。在他们心中，爱高于一切！包括生命。他们坚守着这样的信条，为自己鼓着劲，慰藉并搀扶着自己极易受伤的心。可以这么说，张悦然的小说说出了一代人的希冀与痛楚。他们渴望被理解，被关爱——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学会照看好自己，自己的梦及所信奉的一切，一点一点长大。成长，在我们的小说中是一个言之不尽的话题。尽管爱情对他们这个年龄而言是五颜六色的气泡，苍白易碎，永远不可抵达，永远都在彼岸，不过这没关系，他们在探索、在辨别、在行进，在一点一点步入成年的营垒。其实对任何过来人而言，这些七彩、繁复、记录着少年心跳和痛楚的细节，即便容易覆盖年少时的无忧和伤怀，回忆起来也是美的。所以，张悦然小说的价值在于：记录了敏感而忧伤的少年们的心理成长轨迹，透射出与这个年龄的心力极为相称的真实。这种真实来自这代人的心灵深处，其实并不便于随意示人。他们喜欢什么，厌恶什么，向往什么，抵制什么，这些都能在她的小说中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