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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家园
它们就咬牙切齿。

    点了蛋炒饭和冷饮。冷饮先来了,我们渴不住,捧着瓶子就喝。

    也就在那个时候,进来了另外四个客人,在我们的邻桌坐下来。应该是一家人,爸爸、妈妈,带着十五、六岁的一对女儿。

    当时我们正为着灯在吵架,我坚持那辆小喜美还装得下东西,达尼埃说晚上等我和歌妮睡了,他要把灯丢到海里去。进来了别的客人,我们声音就小了,可是彼此敌视着。恨恨的。

    就因为突然安静下来了,我听见邻桌的那个爸爸,用着好和蔼好尊重的语调,在问女儿们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那种说话的口吻。透露着一种说不出的教养、关怀、爱和包涵。

    很少在中国听见如此可敬可亲的语气,我愣了一下。“别吵了,如果你们听得懂中文,隔壁那桌讲话的态度,听了都是享受,哪里像我们。不信你听听,达尼埃。”我拍打了达尼埃一下。

    “又听不懂。”歌妮听不懂,就去偷偷看人家,看一眼,又去看一眼。结论是,那个妈妈长得很好看,虽然衣着朴素极了,可是好看。

    于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偷看邻桌的四个人。

    歌妮会讲不太好的英文,达尼埃一句也不会。歌妮又爱跟人去讲话,她把身子凑到那一桌去,搭讪起来啦!

    那桌的爸爸也听见了我们起初在讲德文,他见歌妮改口讲英文,就跟她讲起某一年去德国旅行的事情来。说着说着,那桌年轻极了的妈妈,笑着问我:“是三毛吗?”我欣喜的赶快点头。

    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喜欢结交这一家人。他们的衣着、谈吐、女儿、气质,都是我在台湾少见的一种投缘,很神秘的一种亲切,甚而有些想明白的跟他们讲,想做一个朋友,可不可以呢?

    后来,我们开始吃饭,我一直愣愣的看着那两盏死命要带回台北的灯笼。我把筷子一放,用德文读:“我要把这两盏灯,送给隔壁那桌的一家人。”

    “你疯了!疯啦!”达尼埃这才开始护起灯来。“没商量,一定要送,太喜欢他们了。”

    “那你一路跟我吵什么鬼?”达尼埃说。

    “要送。他们是同类的那种人,会喜欢的,我在旅行,只有这个心爱的,送给他们。”

    当我表示要把灯送给那一家人的时候,他们很客气的推辞了一下,我立即不好意思起来。觉得自己太唐突了。可是当他们答应收下的时候,我又大大的欢喜了一场。忘了,这只是两盏脏得要命的老灯笼,还当宝贝去送人呢。

    分别的时候,交换了地址,一下发现都住在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四段,只差几条巷子就是彼此的家,我又意外的惊喜了一次。

    那是我不会忘记的一天——认识了在台北工专教授“工业设计”的赖一辉教授,认识了在实践家专教授“色彩学”的陈寿美老师,又认识了他们的一对女儿;依缦、依伶。

    再惊喜的发现,那些侄女们的儿童书籍——《雅美族的船》、《老公公的花园》、《小琪的房间》,这些书籍里的图画,都是陈寿美老师的作品。

    为什么直觉的喜欢了这家人,总算有了一部份的答案——我爱教书的人,我仰慕会画画的人。虽然他们是留学美国的,我也很接受。因为在那次旅行之后,我自己也立即要去美国了。那是一九八四年的春节。

    在机场挥泪告别了达尼埃和歌妮的第二天,我将衣服丢进箱子,暂别了父母,飞向美国加州去。那时,还在教书的,抢着寒假的时间,再请老同学代课到春假,使我在美国得到了整整六个星期的休息。那一年,因为燃烧性的狂热投入,使得教书的短短两个学期中,失去了十四公斤的体重。我猜,大概要停了,不然死路一条。

    美国的时候,妈妈打电话来,说,“那个好可爱的妹妹赖依伶,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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