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他们来了。”我看见坟场外面的短墙扬起一片黄尘，接着一辅外交牌照的宾士牌汽车慢慢的停在铁门的入口处。

    荷西和我都没有动，泥水工正在拌水泥，加里朴素得如一个长肥皂盒的棺木静静的放在墙边。

    炎热的阳光下，只听见苍蝇成群的嗡嗡声在四周回响着，虽然这一道如同两层楼那么高的墙都被水泥封死了，但是砌在里面的棺木还是发出一阵阵令人不舒服的气味，要放入加里的那一个墙洞是在底层，正张着黑色的大嘴等着尸体去填满它。

    那个瑞典领事的身后跟着一个全身穿黑色长袍的教士，年轻红润的脸孔，被一头如嬉皮似的金发罩到肩膀。

    这两人下车时，正高声的说着一件有趣的事，高昂的笑声从门外就传了过来。

    等他们看见等着的我们时，才突然收住了满脸的笑纹，他们走过来时，还抿着嘴，好似意犹未尽的样子。“啊！你们已经来了。”领事走过来打招呼。

    “日安！”我回答他。

    “这是神父夏米叶，我们领事馆请来的。”

    “您好！”我们彼此又握了握手。

    四个人十分窘迫的站了一会，没有什么话说。

    “好吧！我们开始吧！”神父咳了一声就走近加里的棺木边去。

    他拿出圣经来用瑞典文念了一段经节，然后又用瑞典文说了几句我们听不懂的话，不过两分钟的时间吧，他表示说完了，做了一个手势。

    我们请坟园的泥水工将加里的棺木推到墙内的洞里去，大家看着棺木完全推进去了，神父这才拿出一个小瓶子来，里面装着一些水。

    “这个，你来洒吧！”他一面用手很小心的摸着他的长发，一面将水瓶交给我。

    “是家属要洒的？”

    “是，也不是。”领事耸耸肩，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

    我拿起瓶子来往加里的棺木上洒了几滴水，神父站在我旁边突然划了一个十字。

    “好了！可以封上了。”领事对泥水工说。

    “等一下。”我将一把加里院子里的花丢到他的棺材上去，泥水工这才一块砖一块砖的封起墙来。

    我们四个人再度沉默的木立着，不知说什么好。“请问你们替加里付了多少医药费？”

    “帐单在这里，不多，住院时先付了一大半。”荷西将帐单拿出来。

    “好，明后天请你们再来一次，我们弄好了文件就会结清给你们，好在加里自己的钱还有剩。”

    “谢谢！”我们简短的说了一句。

    这时坟场刮起了一阵风，神父将他的圣经夹在腋下，两只手不断的理他的头发，有礼的举止却盖不住他的不耐。“这样吧！我们很忙，先走了，这面墙——”

    “没关系，我们等他砌好了再走，您们请便。”我很快的说。

    “那好，加里的家属我们已经通知了，到现在没有回音，他的衣物——唉！”

    “我们会理好送去领事馆的，这不重要了。”

    “好，那么再见了。”

    “再见！谢谢你们来。”等砌好了墙，我再看了一眼这面完全是死人居所的墙，给了泥水工他该得的费用，也大步的跟荷西一起走出去。

    荷西与我离开了撒哈拉沙漠之后，就搬到了近西北非在大西洋海中的西属加纳利群岛暂时安居下来。

    在我们租下新家的这个沿海的社区里，住着大约一百多户人家，这儿大半是白色的平房，沿着山坡往一个平静的小海湾里建筑下去。

    虽说它是西班牙的属地，我们住的地方却完完全全是北欧人来度假、退休、居留的一块乐土，西班牙人反倒不多见。

    这儿终年不雨，阳光普照，四季如春，尤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