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树荫底下摆了一张小桌，代写家信。解放后，又添了一项业务：代写检讨。“老爷子，求您代写一份检讨。”——“写检讨？这检讨还能由别人代写呀？”——“劳您驾！我写不了。您写完了。我按个手印，一样！”——“什么事儿？”因为他的检讨写得清楚，也深刻，比较容易通过，来求的越来越多，业务挺兴旺。后来他的孩子都成家立业，混得不错，就跟老爷子说：“我们几个养活得起您。您一枝笔挣了不少杂和面儿，该清闲几年了。”顾止庵于是搁了笔。每天就是遛遛弯儿，找几个年岁跟他相仿佛的老友一块堆儿坐坐、聊聊、下下棋。他爱瞧报，——站在阅报栏前一句一句地瞧。早晚听“匣子”。

    因此他知道的事多，成了豁口内外的“伏地圣人”①。

    这天他进了太平湖，刘宝利已经练了一遍功，正把一条腿压在树上耗着。

    “老爷子今儿早！”

    “宝利！今儿好像没听您念《闹帐》？”

    “不能再念啦！”

    “怎么啦？”

    “呆会儿跟您说。”

    顾止庵向四边的树上看看：

    “您的鸟呢？”

    “放啦！”

    “放啦？”

    “您先慢慢往外溜达着。今儿我带着一包高末。百顺大哥那儿有开水，叶子已经闷上了。我耗耗腿。一会儿就来。咱们爷儿仨喝一壶，聊聊。”

    顾止庵遛到门口，张百顺正在湖边淘洗螺蛳。

    “顾先生！椅子上坐。茶正好出味儿了，来一碗。”

    “来一碗！”

    “顾先生，您说这文化大革命，它是怎么一回子事？”

    “您问我？——有人知道。”

    “这红卫兵，它是怎么回子事。呼啦——全起来了。它也不用登记，不用批准，也没有个手续，自己个儿就拉起来了。我真没见过。一戴上红袖箍，就变人性。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想揪谁就揪谁。他们怎么有这么大的权？谁给他们的权？”

    “头几天，八·一八，不是刚刚接见了吗？”

    “当大官的，原来都是坐小汽车的主，都挺威风，一个一个全都头朝了下了。您说，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他们怎么想，我哪儿知道。反正这心里不大那么好受。”

    “还有个章程没有？我可是当了一辈子安善良民，从来奉公守法。这会儿，全乱了。我这眼面前就跟‘下黄土’似的，简直的，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您多余操这份儿心。粮店还卖不卖棒子面？”

    “卖！”

    “还是的。有棒子面就行。咱们都不在单位，都这岁数了。咱们不会去揪谁，斗谁，红卫兵大概也斗不到咱们头上。过一天，算一日。这太平湖眼下不还挺太平不是？”

    “那是！那是！”

    刘宝利来了。

    “宝利，您说要告诉我什么事？”

    “昨儿，我可瞧了一场热闹！”

    “什么热闹？”

    “烧行头。我到交道口一个师哥家串门子，听说成贤街孔庙要烧行头——烧戏装。我跟师哥说：咱们去！嗬！殉一座小山哪！大红官衣、青褶子，这没什么．帅盔‘八面威’‘相貂’、‘驸马套’……这也没有什么！大蟒大靠，苏绣平金，都是新的，太可惜了！点翠‘头面’，水钻‘头面’，这值多少钱哪！一把火，全烧啦！火苗儿蹿起老高。烧煳了的碎绸子片飞得哪儿哪儿都是。”

    “唉！”

    “火边上还围了一圈人，都是文艺界的头头脑脑。有跪着的，有撅着的。有的挂着牌子，有的脊背贴了一张大纸，写着字。都是满头大汗。您想想：这么热的天，又烤着大火，能不出汗吗？一群红卫兵，攥着宽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