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黑的血潮。弗烈特由精神休克发展为肉体休克了。人们探头探脑地又出来了；有个人看到要倒的弗烈特，就扶着他走过来，让他坐在人行道镶边石上。考利昂老头子周围聚集了一群人，当第一辆响着警报器的警车开过来的时候，这一圈人才散开。紧跟着警车后面的是《每日新闻》报的无线电广播车；车子还没有停稳，摄影记者就跳下来，“喀嚓喀嚓”地给还在流血的考利昂老头子拍摄快照。摄影记者便把注意力转到了弗烈特·考利昂身上。他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哭了起来；他那倔强的丘比特型的脸上，高大的鼻子上，厚厚的嘴唇上，到处都沾满了鼻涕、眼泪，那副尊容真是个令人发笑的喜剧人物。侦探在人群中窜来窜去；随后又赶来了几辆警车。有一个侦探跪在弗烈特身旁，问这问那，但弗烈特受的震惊太大了，什么也回答不上来。侦探把手伸进弗烈特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个皮夹子。他把里面的身份证一看，就给他的同伴吹了个口哨。几秒钟后，弗烈特就被一群便衣人员围住，把看热闹的人隔开了。第一个侦探发现了弗烈特挎在肩上的套子里的枪，就收了起来。然后，他们把弗烈特抬起来，扔进一辆没有任何标记的汽车里。这辆车子开走了，《每日新闻》报的无线电广播车也跟在后面开走了。摄影记者还给现场的每个人和每件东西拍摄快照。

    桑儿*考利昂在父亲被刺后的半小时以内，连续接到了五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侦探约翰·斐力普斯打来的，他是考利昂家族受雇人员名单上的人，他乘的就是赶到现场的头一辆车。他在电话上对桑儿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能听出我的声音吗？”

    “能。”

    桑儿回答说。

    他刚醒来，是他老婆喊他来接电话的。

    斐力普斯说话干脆，没有任何寒暄：

    “你父亲遇刺了，地点是他办公楼的大门外，是十五分钟前干的。他还活着，伤很重。他们把他送到法国医院去了。你二弟弗烈特被带到切尔寺警察管区去了，等他被释放之后，你最好给他找个医生看看。我马上就要到医院去，如果你老子还能说话，我就要问他一些情况。有情况，我随时向你报告。”

    桑儿的妻子桑德拉看着她的丈夫由于激动，满脸涨得通红。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直发愣。她压低声音说：

    “什么事？”

    他不耐烦地一挥手，要她住嘴，同时把身子一转，背对着她，对着电话筒说：

    “你有把握他还活着吗？”

    “有，我有把握，”那个侦探说，“流了很多血，但也许他实际上并不像看上去那么严重。”

    “谢谢！”桑儿说，“明天早上八点回家来。你应得一千美元。”桑儿放下电话筒，强迫自己坐下来。他明白他最大的弱点就是爱动肝火，而这次若不冷静，后果不堪设想。首先，得把汤姆·黑根找到。他正要拿电话筒的时候，电话铃又响了，是赌场负责人打来的，说老头子已经给打死了。桑儿问了几个问题，知道这个人并没有挨近被害者，认为他的情报不准确而没有理会。斐力普斯的是内部消息，比较准确。紧接着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每日新闻》报记者打来的。他一说明身份，桑儿·考利昂就把电话挂断了。

    桑儿又拨黑根家里的电话，问黑根的老婆：“汤姆回家了吗？”她回答说：“还没有。”她接着又说，离他该回家的时间还有二十分钟。她正等着他回家吃晚饭。

    “他一回家，就叫他打电话给我，”桑儿说。

    他拼命想象当时的情景。他断定，这是索洛佐发动的进攻。但是如果背后没有更强有力的人物在撑腰，索洛佐绝对不敢于掉老头子这样的人。电话铃第四次响了，打断了他的思路。电话里传来的声音非常柔和，非常文雅。

    “你是桑迪诺·考利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