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衣，他那件薄旧的小棉衣，在初冬深秋旷野的冷风里单薄得像是没有穿衣；头上也没有帽子，两只耳轮被冷风吹得又红又紫。吴为伸出手去替他焐着，“噢，噢，你的耳朵怎么冻得这么红？冷不冷？冷不冷？”

    “冷。”他说。“唉，你长了多么硬的一对耳朵。长这种耳朵的人，多半儿不受他人的影响，而是固执己见。”

    可他现在已经没有了己见，只有吴为。而在这之前，正像吴为说的那样，谁也别想影响他、左右他，谁也别想在他耳朵旁边吹风，软风硬风都不行。

    吴为的手掌宽宽厚厚，手上流出的是朴拙的疼爱。眼神像一头鹿妈妈，驯顺，善良，关切，疼惜，就差那么一点让男人一下子燃烧起来的火星。

    这样焐过他的耳朵，还不进入约定俗成的场景，而是说：“我们买一个口罩吧，这样可能暖和一些。”他们进了一间小百货店。胡秉宸任吴为唠唠叨叨说些可以不用心去听的话，什么也不想，一味体味着被她牵着走来走去的感觉。哪个女人可以让他这样心甘情愿地服从？有时听任白帆摆布，只是因为懒得与她多费口舌；而听任吴为摆布，却是赏心乐事。

    然后她把口罩给胡秉宸戴上。先将口罩带子套在他的颈上，食指和拇指牵着带子两头绕过他的两耳，弄得胡秉宸其痒难熬，后来又在他下巴上打了个结，“怎么样？紧不紧广再拽拽带子，“松不松？”

    “松。”

    吴为又用力拽了拽带子，“到底是紧还是松？”

    胡秉宸的心被一种不熟悉的力量轻轻攥住，幸福？快乐？喜悦？甜蜜？舒适？……无以言说，便对吴为说：“白帆从来没有这样关心过我，更不要指望她为我焐一焐冻僵的耳朵。”

    然后就是播放那个冗长的、早已拷贝过的老版本——

    “我和白帆一九四一年同居，没有结婚手续。那时我刚从延安到蒋管区从事地下工作，时间不长，接触的女党员只有她一人，彼此对性格、经历事先也没有充分的了解。同居后不久，就发现很难相处，当时没有条件生活在一起，大约每周见面一次，即便如此，她也经常为一些琐碎的事动手打我。有一次用燃着的香烟按在我的臂上，还多次用杯中开水泼到我的脸上。我还年轻，对夫妻生活完全没有经验，我非常吃惊，很难想像-个年轻的女人会这样对待男人。但是限于地下环境又怕影响工作，不好声张……事后我才了解到这可能与遗传基因有关，她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性情暴戾的人，也是如此虐待她的母亲。

    “解放初期，我们的关系已破裂到准备离婚的地步，但那时大家忙于工作，加之工作不在一个地区，也没有机会办理这件事。直到一九五五年审干，有人来调查白帆同另一个男人的关系，才知道她一九四六年就同那个人有了关系，所以一九四七年她生的那个儿子是不是我的儿子还是个疑问。

    我们多次争论过这个问题，她说按月份应该算是我的。她说的也许有道理，因为那个时期她和我们这两个男人花插着睡，我不能证明不是我的，也不能肯定是我的，争论下来总是没有结果。

    “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社会对这类问题带有极大的偏见，几千年来不知多少妇女死于这样的偏见。我作为二个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合理的态度，特别它势必影响这个孩于的一生，以后还会影响他和妻子的关系，还有他孩子今后的生活，所以当时除她所属的组织和我之外，我从来没对别人提过这件事……”

    吴为好羡慕白帆啊，比起韩木林对待绿帽子的态度，胡秉宸真可以说是高风亮节，白帆真是摊上了一个好丈夫！

    她却不想一想，与她有过同样前科的白帆，不但不理亏还敢这样对待胡秉宸，是不是有点不合逻辑？

    以胡秉宸这样一个男人，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