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建设的心血。

    新中国的文化工作，和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是密不可分的。而且，许多政治运动往往从最为敏感的文艺界着手。因此，茅盾作为文化界的最高行政长官，往往要分心应付那些运动和人事，而不能专心致志地为繁荣文化而努力。但茅盾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仍感受到了新中国的人民，在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下，意气风发地工作着，茅盾作为文化部长，也为人民百姓那种精神所感动，于是，在无法进行写作的情况下，他选择了培养青年作家的办法，甘当人梯。事后，事实证明，茅盾这一选择，是一种聪明的做法。

    尽管刚解放时，茅盾为部队作家白刃的《战斗到明天》写了序而遭到不公正待遇。但他仍执着地为培养文学新人而不遗余力。

    作为作家，作为文化部长，茅盾不时流露出作家本质，对一些青年作者寄来稿件，他总是认真阅读，并给予指导。1954年春天，一个叫聂继三的作者写了一篇小说《期望》，尽管这个小说不象小说，但茅盾还是看了，并具体地给作者写了一封信，指出这个稿子的毛病所在。1956年，茅盾在与作者孟繁瑶通信中，仔细地指出其作品的不足之处，又给怎样提高指点迷津，“学习写作没有秘诀。要多读多写。看来你是勤写的，但还应当多读各种的文艺名著，读完一篇或一本后，要自己问自己：好在哪里？要分析它的结构和人物描写等等。”

    在指导青年作者写作过程中，茅盾努力摒弃概念化的东西，努力按照艺术规律去指点，1956年6月茅盾收到一个叫刘或的作者来信，信中对茅盾说，他打算以合作化初期为背景写小说，问是否过时。茅盾在几天后即复信说：

    “我认为这就要看你写来的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当然这是包括了艺术的概括）。如果把写作和配合当前中心工作看得太机械，那就缩小了文艺作品的教育作用，所以‘过时’的题材也可以写。”同时又提醒这个作者：

    “我想提出一点来请你注意：就是关于人物个性的塑造。如果人物写不好，弄成概念化，那么小说就可以变成政策的图解，那就没有意义了。”这在1956年的夏天，茅盾还充分注意到艺术个性问题，实在难能可贵。

    在指导文学爱好者写作的同时，又给那些好高务远的青年以人生的指点。1957年，一个叫袁家铣的青年，因为想当作家而要求到北京来，茅盾认真规劝这个青年，“你只有19岁，应当好好地劳动锻炼七八年，然后再谈什么‘作家’。现在许多成名的作家（比你年龄大了一倍多，生活经验丰富得多，写作有成绩）都纷纷下乡劳动锻炼，而且长期在农村落户。……我劝你……

    安心在农村劳动。“

    茅盾这种关怀和关心，在新中国的成名不成名的作家作者中，都留下极佳的口碑。康濯原在《华北文艺》工作，在向茅盾约稿时，茅盾给予他极多的鼓励，从而坚定了康濯的文学道路。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作家中，王愿坚、王汶石、吴强、管桦、陆文夫、茹志鹃等等，有不少作家在茅盾的指导下，取得好成绩的。《百合花》的作者茹志鹃，是一个名气不大的青年女作家，当时因丈夫右派问题，而心灰意冷。

    这个时候，茅盾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在1958年6月的《人民文学》上发表，肯定了《百合花》，给茹志鹃以极大的生活信心，因为茅盾的高度评价，茹志鹃一个“已经蔫倒头的百合，重新滋润生长，一个失去信心的，疲惫的灵魂，又重新获得了勇气、希望。重新站立起来，而且立定了一个主意，不管今后道路会有千难万险，我要走下去，我要扶着那小小的卷幅，走进那长长的文学行列中去。”所以，茅盾不仅评论了一个作品，也解救了一户人家！差不多新中国的作家都受过茅盾的惠泽和关怀。自然，茅盾把培养文学新人，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