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说道：“不过，沈先生一到重庆就给《新华日报》写文章，容易引起误会。”

    茅盾笑道：“张先生当然知道，我是《新华日报》的老朋友，前几天又是创刊5周年，我能不写文章？”张道藩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先生与共产党的关系，我们也清楚。只是政府这次请先生来重庆，是希望先生多方面地为抗战文化工作做贡献。”

    “当然，只要有利于抗战、有利于团结的事，我都乐于从命。”茅盾边吃边答道。

    “有沈先生这样的表示，我们就放心了。”张道藩说。

    后来，茅盾给由张道藩创办、王进珊主编的《文艺先锋》写了文章；3月18日，又应约到中央文化会堂对张道藩部下作了讲演，题目叫《认识与学习》。后来，又把中篇小说《走上岗位》给《文艺先锋》连载。

    对茅盾的这些“合作”，张道藩当然十分高兴，他对茅盾也十分客气，认为茅盾帮了他的忙，给了他面子。自然，在白色恐怖的重庆，那些负责监视茅盾的小特务，见这个架势，看到茅盾，也点头哈腰。但是，令茅盾烦恼的是，因为在表面与张道藩取“合作”态度，引起一些朋友的非议，有些闲言碎语。当叶以群提醒茅盾时，一向心中自有主张的茅盾十分恼火，气呼呼地对以群说：“为什么我们的工作方式只能是剑拔弩张呢？我们不是还在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吗？只凭热情去革命是容易的，但革命不是去牺牲，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要我与张道藩翻脸，这很容易，然而我的工作就不好做了。

    想当初让我到重庆来，不是要我来拼命，而是要我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尽可能多做些工作。“

    叶以群连忙说：“沈先生不必介意，我只是把听到的一些话传给先生听听，没有别的意思。”

    “这是我的气话，其实我与张道藩来往，‘合作’，有一定规矩，心里把握着。”

    茅盾停了一下又说。

    “其实，我们都清楚的。”叶以群也笑了。的确，茅盾当时采取这种“合作”

    态度，事实证明是对的，据萨空了《从香港到新疆》一书披露，1945年6月，萨空了被中统特务绑架囚禁出狱时，中统局长徐恩曾特托人传来话对萨空了说：“人有幸有不幸，你并不是最不幸的。最不幸的是杜重远，他已在迪化被盛世才杀了，勒死的，还用利刃划破了他因勒而膨胀了的肚皮。最幸运的是茅盾，他因为应蒋委员长之召到了重庆，所以不好意思再把他关起来。你现在在这里，只是幸与不幸之间。”可见在白色恐怖下，茅盾的做法是对的。

    在为《文艺先锋》写完《走上岗位》以后，在中苏文化协会主编《苏联文学丛书》的曹靖华找到茅盾，闲谈中把一本巴甫连科的《复仇的火焰》给了茅盾，茅盾一看，是一本英文版小说。希望茅盾能翻译出来。当时在进步作家圈内，懂俄文的人不少，翻译苏联小说，一般都从原文翻译，而不是转译。因此，一时茅盾笑而不答，有些踌躇。但曹靖华认为译品的好坏主要取决于译者的中外文修养和对作品风格的理解。茅盾被曹靖华说动了，后来竟一口气把《复仇的火焰》翻译出来。从此，茅盾二度重庆中，又多了一项文学活动，并一发而不可收，翻译了不少苏联作品，为中苏友好作了杰出贡献。

    1943年11月光景，曹靖华又约茅盾翻译格罗斯曼的长篇《人民是不朽的》，后来，在戈宝权的支持下，茅盾花了近一年的时间，翻译了这个长篇小说，后来收入曹靖华主编的。‘苏联文学丛书“，由重庆文光书局在1945年6月出版。对这个译作，茅盾极为满意，因为经过戈宝权的校阅，译文与原文”达到极准确的程度“。

    茅盾的这些工作，并没有减轻国民党对茅盾的监视。冷清和寂寞，恐怖和压迫，在唐家沱这个地方，茅盾尚可忍受，有时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