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教训新文学者，这是不知羞耻。还说“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所以，决用不着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与此同时，郑振铎也和茅盾、鲁迅等联袂，对“学衡派”

    进行驳斥和批判。不久，“学衡派”在新文学者的批判下，便败下阵去，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插曲。

    茅盾在与创造社论争，反击学衡派的斗争过程中，仍在百忙中为《小说月报》写稿，编海外文坛消息，同时，大量中国共产党内部党务工作，又亟待茅盾去处理。

    此时的茅盾，工作几乎是连轴转。但是，纷繁的事务，复杂的斗争，茅盾仍没有忘记译介国外弱小民族和被损害民族的作品。

    还在1921年时，茅盾在编《小说月报》过程中，发现中国在倡导新文学过程中，亟待引进国外民族作品，以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借鉴。于是，他发起组稿编辑两期专号，一期“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专门介绍欧洲等少数民族国家的文学作品，吸纳不少新文学作家翻译家共同关注这种新文学奠基工作，茅盾自己则写了《（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引言》、《被损害民族的文学背景的缩图》两文，刊于专号。不久，茅盾又主持编辑了《小说月报》号外“俄国文学研究”，把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新鲜的文学作品及十月革命前反映俄国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作品，介绍给国人。其中茅盾不仅主持编辑，而且还亲自动手，翻译俄国文学作品，如他在号外中，发表了《失去的良心》、《看新娘》、《蠢人》、、《伏尔加与村人的儿子米苦拉》、《孟罗的农民英雄以利亚和英雄斯维亚多哥尔》及《赤俄小说三篇》的前言等，充分反映了茅盾当时那种对新文学忘我的奉献精神和对社会使命感、责任感。

    1923年，茅盾为反抗王云五违约而辞去《小说月报》主编后，在译介、标点外国文学的同时，又给《国学小丛书》编选、《楚辞》、《淮南子》等，因而，茅盾能以深厚的古文基础，在倡导新文学的前沿，立于不败之地。

    这一年的暑假，茅盾应侯绍裘的邀请，专门去松江私立景贤女中讲演，讲题是《什么是文学——我对于现文坛的感想》。这是茅盾继上年暑假与郑振铎在宁波四明暑假教育讲习会之后，又一次外出讲演，宣传新文学。去年去宁波之前，也曾去松江景贤女中讲演《文学与人生》。因为茅盾在上海新文学界，名气如日中天，所以，外地邀请他参加公开的社会活动也多了，茅盾乘这机会，宣传新文学。

    与此同时，茅盾的社会活动也日愈频繁。1923年11月27日，在上海的浙籍人士陈望道、茅盾（沈雁冰）、杨贤江等致电浙江省省长、教育厅长、抗议浙江省议员罗织罪名提出查办省立五中校长案。同年12月上海成立东方艺术学校，聘定陈望道为教务长兼美学教授，茅盾为现代文学教授，甚至在中华书局编辑程本海1924年3月3日下午的婚礼上，茅盾也应邀出席并发表演说。1924年春，茅盾、杨贤江等人发起，成立闸北市民外交协会，反对外人扩大租界。7月18日，召开全体代表大会，将闸北市民外交协会改名为上海市民对外协会，并聘请恽代英等为协会顾问。这些活动，也反映了青年茅盾既是一个在新文学疆场上驰骋的骁将，而且又是一个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从而使他的革命和文学活动，和中华民族，和人民群众紧紧地联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