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道、张国焘、俞秀松等。大都是年轻人。因这些人白天都有工作，因而每次开会，都在晚上8时以后，直至半夜。这在过去，茅盾是毫无问题的，熬夜本来是茅盾家常便饭。但此时，茅盾已举家迁沪，妻子、母亲及刚出世的女儿都在身边，而自己除了《小说月报》大量编务外，还要从事共产党的秘密活动，参加支部会议，而这种秘密活动是有很大风险的，甚至有生命之虞。对当时情景，茅盾有一段很平白的回忆：

    “我去出席渔阳里二号的支部会议，从晚8时起到11时。法租界离闸北远，我会后到家，早则深夜12点，迟则凌晨1时。如果我不把真实事情对母亲和德沚说明，而是假托是在友人家里商谈编辑事务，一定会引起她们的疑心。因此，我对母亲说明我已加入共产党，而每周一次的支部会议是非去不可的。母亲听了就说：”何不到我家来开呢？我说，如果这样，支部里别的同志就也要像我那样很远跑来，夜深回去，这也不好。所以，暂时仍旧是我每星期一次去渔阳里二号开会，深夜回来时都是母亲在等门，德沚瞌睡，而且第二天要去读书，母亲体谅她，叫她早睡。“

    茅盾除了每周有一晚上秘密活动外，还要每周参加一次白天的政治学习。除过学习马列主义书籍外，还请从苏联回来的杨明斋、经济学家李达等讲课。自然，这一切都是在秘密进行。但共产党的这些活动，频繁地出出进进渔阳里二号，引起法国捕房的注意。后来在一次小聚会时，陈独秀高君梅夫妇和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等被法国捕房拘捕，后经营救，才以罚款了结。

    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在1920年暑假前，因言论激烈而受当地军阀的注意，幸而校长惜才，让他和张闻天逃出南京，然后一道东渡日本。半年以后，即1921年1月返回国内，走其胞兄的路：一方面从事小说创作和文学研究，另一方面从事政治活动。1921年4月，茅盾在自己家里召开的支部会上，介绍沈泽民加入共产党组织。中共中央考虑到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的有利条件，便决定由茅盾担任中共中央的交通员，负责与全国各地党组织的联络。外地党组织人员到上海找共产党中央，先找茅盾，然后由茅盾报告中央后，再通知来人去某处汇报工作。因而，商务同人看来，年青的茅盾活动能力很强，人缘很好，外地朋友也特别多。同样，外地党组织向中央送报告，也不直接送给总书记，而是寄到茅盾那里，信封上写着“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玉展”，然后由茅盾转送中共中央。这些来信一多，引起商务印书馆同事的注意，这位“钟英小姐”是谁？是不是茅盾的情人？同事都摸不透内情，去问茅盾，茅盾总是支支吾吾，避而不答。因此大家更觉得蹊跷。一天，刚进商务印书馆不久的郑振铎见邮差送来一封“沈雁冰先生转交钟英小姐玉展”的信，见茅盾不在，便偷拆开来看，因为他想抖开这个“情人谜”。哪知道拆开来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共产党福州地方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钟英”乃“中央”之谐音。郑振铎等几位同事都是茅盾的朋友，彼此都十分信任。现在内情既已窥破，大家都替茅盾保守秘密。从此，编译所内再也没有人议论茅盾的这些信了。茅盾在编译所工作时，担任中央联络员（交通员）一直持续到1925年春天。

    当时，年轻的茅盾精力充沛，像一头牛那样，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一心一意扑在事业上。但是家中事务，却无暇顾及，全仗母亲料理。1921年女儿沈霞出生，给这个小家庭带来了生气。1921年10月间，陈独秀和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主任李达提议创办一所旨在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这样，既可培养中共妇女干部，又可安排中共党员家属，为地下机构掩护。陈独秀、李达他们的设想，得到中央的批准，并要李达及其新婚夫人王会悟具体筹办。后来这所学校，就是平民女校。李达任校长，有学生约3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