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牺牲；只要不是白便宜了敌人。那天南车站一个炸弹，死的人有多少？我们总算还留得一条命。”

    萧长林看见周阿梅终于明白过来，便又看着阿寿问道：

    “阿寿！你怎么不说话？”

    “照别家工厂的办法——大家赞成我也赞成。”“当然要开会，”萧长林说着就向外走，“不过我们先得跟大家把道理讲明白。阿梅，你是东西炸光了的，你去找人家讲道理，人家会服你。我还有事，晚上再来。”

    这时，雨也停了，周阿梅望着萧长林那高大的背影，自言自语道：“话是不错的，机器搬到内地去开工，这才是比什么都重要。”高大的背影看不见了，周阿梅的眼睛还是定定地望着。忽然他在桌上拍了一下，站起来对阿寿说：“走！我们去找工友去！有的家伙是牛性子，得耐心来讲通他。”

    阿梅和阿寿走了不久，阿珍姐背着孩子，坐在门口劈柴。淡淡的斜阳照着路上那些大大小小的水潭，路边略为干燥的地方早已摆满了地摊，——旧衣服、破烂家具、瓶瓶罐罐，什么都有，这是战争发生后新添加的一种行业，干这一行的大都是难民。

    阿珍姐望着这些地摊的主人，就觉得自己的生活比他们好多了。她知道他们每人都有一段差不多相同的经历：炮火或是炸弹把他们从家里赶出来，于是失业，流浪在街头，眼前唯一的生活资料就是摆在地上的这一点破旧东西。他们中间也有进过难民收容所的。有一个比阿珍姐大不了几岁的女人就告诉过阿珍姐：宁可讨饭，千万不要进难民收容所。那是不把人当人的地方。这女人带着两个孩子进去，不到半个月，四岁大的一个孩子就害了急病，三天三夜发高热，没有医生来诊一下，活活地看着他烧死了。然而这样办理不善的收容所现在也快要断炊，现在是只准出，不准进。

    阿珍姐叹一口气，眼圈有点红；她觉得自己现在虽然比他们过得好些，可是说不定哪一天也会弄到这个光景。她收拾了柴，走进屋子，把孩子放在铺板上，让他自己玩。空出了一双手，她就打开那袋面粉，把水渍的面粉用碗舀出来，竟有浅浅的一瓦盆；她想了想，分出一半，又走出屋去，在路那边的地摊上找到了那个死掉孩子的女人。

    她端着空碗回来，一进门，却看见一个麻脸汉子双手举着小弟，哈哈笑着，故意摇摆，捉弄他。孩子快要哭了。

    “阿梅呢？”那汉子放下小弟，粗声粗气问着。

    阿珍姐认得他是厂里的工头李金才，就反问道：“找他干么？厂里有什么消息罢？”

    李金才怪样地笑了笑，扑的坐在板凳上，自己动手拿起茶壶斟了一碗，却又不喝，望着阿珍姐说道：

    “什么消息？还不是那两个字：完了！可是阿梅呢？大雨天他到哪里去了？”

    阿珍姐听到“完了”两个字，心就发慌；小弟此时正挪动着不稳的脚步走到她跟前，她立即一把抱住他，搂在胸前，同时却着急地追问道：

    “怎么完了？严老板不把厂搬到汉口去了？”

    “他搬不搬，反正没有我的事。我不干了！”

    “呀！你不干了？”阿珍姐吃惊地望着那麻子，可是那麻脸上油光晶亮，一点也没有倒楣的神气。

    “可是，”李金才的脸色和口气突然变得都很郑重，“阿珍姐，你们打定主意跟着机器走了？”

    阿珍姐点着头，却又追问道：“到底严老板打算怎样？搬不搬厂？”

    李金才摇了摇头，鼻子里冷冷地笑了一声，这才答道：“大前天炸沉了三条船，昨天又炸沉了一条；连人连机器，都去朝见东海龙王去了！这一条水路，一天天难走，谁也不敢保险；严老板可不是傻子，他把机器在租界里一放，有什么不好？”

    阿珍姐呆呆地望着李金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