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时，梅女士在成都的益州女校读书。就是那一年五月四日，北京的学生开始了历史性的群众运动；从赵家楼的一击，掀起了“五四”的怒潮，从赵家楼的一缕火光，燃烧着全中国青年的热血。

    这怒潮，这火花，在一个月后便冲击到西陲的“谜之国”的成都来。

    少城公园的抵制劣货大会，梅女士也曾去看热闹，当时的口号是“爱国”。梅女士自然很知道国是应该爱，但到底目标太笼统了，太迂阔了，鼓舞不起她的热情。她在那时只是一个旁观者。她那时正有个切身的问题没有法子解决。前三天，由父亲作主，她的终身已经许给姑表兄柳遇春了。

    看热闹后的晚上，父亲刚从柳家吃醉了酒回来。他大概在柳家的“苏货铺”里很听得了些杂乱的消息；所以并不照例睡觉，却唤住了梅女士，唠唠叨叨地说：

    “真是改朝换代了。学生也来管闲事！他们要到苏货铺里检查东洋货。查出来就充公。还要罚款。真是笑话！真是胡闹！难道衙门里就不管么？”

    梅女士低了头不作声。“苏货铺里检查东洋货”这句话突然在她神经上刺了一针；少城公园里震天撼地的爱国声，本来于她很隔膜似的，现在却和她的切身问题发生关系了。她将来就得做一个偷卖日货的苏货铺的女主人。这个观念，加重了她的苦闷。白天里听人家高叫“爱国”时所起的那一种很自在的“我不曾做过卖国奴”的心情，现在没有了，她猛然感觉得自己就是十手所指的卖国奴。

    “他们说得好听，说是要用国货；嘿，老子就是货真价实的国货医生，然而近年来偏不行时了，偏是那样的落薄！”

    父亲喷出满口酒臭，气咻咻地接着说。于是照例的咒骂儿子的话又来了；他摇动他的酒醉的僵直的舌头很艰辛地背诵着梅女士已经听厌的那些故事：当初他如何变卖了家产送儿子到美国去读书，后来又如何变卖了家产替儿子运动差缺，现在呢，儿子自己在外边快乐，简直不问老子的死活了。父亲两眼通红地结束着说。

    “前年在陕西督军署里当差，还是一个一个电报地向家里要钱；去年放了县知事，不来要钱了，可是电报快信也就没有了。哼！出洋读书做官的儿子原来如此！倒是遇春这孩子有出息。他是父母双亡的孤儿，从前我捡来养在家里，也不过是亲戚的情面而已，后来送他到悦来商场的宏源苏货铺里学生意，只想他有一口饭吃。可是他赤手空拳挣出个大场面来了。”

    父亲闭了眼睛，很得意地颠着头。突又睁圆了眼，大声说：

    “他们龟儿子的学生偏不许人家卖东洋货！”

    又恨恨地重复了一句，父亲便歪着脚步走进自己房里。

    梅女士看着父亲的踉跄的背影，低声叹了口气。如果不是那边黑魆魆的屋角里还站着一个大丫头，梅女士早就让眼眶里的两泡泪水爽快地一泻了。她向周围四顾，像溺水的人要找个援手。什么都没有！只有洋油灯的火焰突突地对她跳，只有古老的木器哑着口环伺在她左右，只有衰败的冷气直侵入她的骨髓！

    咬嘴唇忍住了眼泪，梅女士急步逃进了自己的卧室。这里，有微温的空气使她略感得安慰。一张小巧的梨木桌上摆着她儿时的幸福生活的纪念品。穿着精致的衣服的洋囝囝，红嘴唇白牙齿的黑洋人凸着个小小的时辰钟的大肚皮，茶绿色三棱形的玻璃瓶里插着两枝孔雀羽：这都是五六年前母亲未死家境尚好的时候的残余。没有了母亲又没有姊妹的梅女士一向便把这些玩意儿当作亲人骨肉似的。现在她默默地对着这些似乎有知觉的哑口朋友出神。许多纷乱的思想通过她的脑筋，但是没有一个在她的意识上显现出来。她只觉得有若干名词在她发热的前额里跳动：苏货铺，东洋货，柳家的表兄，婚姻，少城公园的大会。

    她忽然到床上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