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心地谈论最近的大香槟票。仲昭已经发了通讯社的稿子，只等几个特约的专访。第三版编辑一面忙着谈“香槟”，一面拿了大剪刀在外埠的快报上嗤嗤地剪材料。他有一个习惯——还不如说是他的办事日程；八点以后剪外埠各报，九点以前发完，九点以后就不知去向，直到十一点半再来看看最后的一次快信邮差有没有第三版的材料，他这一天的工作就此完了。

    直到十一点以后，才听说总编辑来了。当仲昭走进那总编辑室的时候，迎面而来的一句话就是：

    “仲翁，你的计划书，我已经看过了，佩服佩服。可是要实行的话，我们还得从长讨论，从长讨论，那是和报馆的经济状况有关系的。是不是？仲翁，经济问题第一要顾到，第一要顾到。”

    总编辑看着仲昭，笑吟吟地说；他的左手的两个指头夹住一枝香烟，右手从一堆旧信里拣出一张纸来轻轻地扬着。仲昭认得这就是他的计划书。

    “添两个外勤记者，似乎所费也不多？”

    仲昭用商榷的口吻回答，就在近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不错。假定每人月薪五十元，总共也不过一百元。可是，可是，仲翁，第四版是人们忽视的，忽视的；我们下这么大本钱，费了许多心力，读者也未必见好。是不是？前天有人介绍一个政治访员来，尚且因为经济关系把他谢绝了。”

    仲昭的满腔希望立刻萎缩一半；果然不出他的所料，总编辑把第四版视为无足重轻，犯不着多花钱。仲昭觉得这种心理比真真没有钱更可怕，他须得先战胜了这个不合理的成见。

    “总编辑的话何尝不是呢，”仲昭很严肃地说，“人们忽视第四版是个事实，但这是错误的事实，我们应该用力去校正的。我的改革计划便是针对着这一点。本报现在适用新编辑法，把本天的重要事件都登入第一二版去了，留给第四版的尽是些本埠社会琐闻，因此更难引人一看，但也因为这个原因，第四版非改革不可。我的计划书里说得很明白，第四版的中心材料：一是社会的动乱，包括绑票，抢劫，奸杀，罢工，离婚，等等；一是社会的娱乐，包括电影，戏剧，跳舞场等等。这相反的两方面都反映着现代生活的迷狂，是诊断社会健康与否的脉搏。可是眼前所有的这些材料，都不是特意搜探来的，是被动地受供给，而不是主动地去搜寻。所以只觉得是一堆讨厌的垃圾，没有多大的新闻价值，更没有半分的社会意义。自然这也难怪。一般本埠访员并没有什么社会学的知识，又没有尖利的眼光；他们看不见事件的背影，找不到事件的核心。我们现在要使这个垃圾堆放光彩，就不能专靠几个老访员，非用外勤记者不可了。我主张至少用四个外勤记者，就打算分配在四方面，有系统有计划地去搜集新闻。一个月以后，我们的第四版，便可以成为最有意义的现实社会的实录。”

    “哦，哦；你的计划很不差，不差；我早已说过。但目前的困难问题是经济能力问题，这是个无可奈何的事实，是不是？”

    总编辑半闭了眼说，仲昭的议论，显然不能鼓舞他起来。

    “那么，第四版的改革问题，不必再提了？”

    仲昭追进一句，很露着不高兴的神气。

    “那个，迟早要仰仗大才的呵，能改革，自然还是改革的好，迟早要仰仗大才的。我们慢慢地来筹划罢。此刻，姑且维持原状，是不是？”

    总编辑敷衍着说，一面把手指按在电铃钮上了。

    “如果单是经济为难，不妨把第四版的助理编辑裁了，腾出这笔钱来聘请外勤记者。我的工作加重些倒不要紧。”

    仲昭表示了大大的让步了。

    “那也不必。”总编辑沉吟有顷，方才回答。“那也不必。为此打破了一个人的饭碗，也是怪可怜的。我们慢慢地另外想法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