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电话后，又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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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家里，拿起电话，再次想拨给他，忽然，他的形象浮上脑际，我发现，几年过去，大庆兴致勃勃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有时，我只在大庆的脸上能够看到一种寂寞，这是一种对人生的理解，与我相通，他与我一样悲观，不同的是，他由于拍戏，没时间阅读，但他仍能从生活细节中观察出一些事实，并得出结论，他是一个敢于迎着生活中那些残酷的东西上的人，他不逃避痛苦，只是表现方式与我不同，我更直露，他更含蓄，我更坚硬，他更柔弱，奇怪的是，这有时对我竟是一个安慰。

    我放下电话，决定不再打扰他，让他独自面对中年的烦心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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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家，我倒头睡去。

    平淡地见面，平淡地说话，再平淡地回来，再平淡地睡去。

    那么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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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觉醒来，平淡立即出其不意地再次登门造访，让我感到甚是无聊，真是这样的，即使是创造性的生活，也应至少有个伙伴与之交谈，对于创作，交谈是必不可少的，至少它可以让你的观点在反驳中得以坚定，还可以让你理清思路，去掉那些细枝末节，把最重要的东西加以强调，但是，没有人与我交谈，大庆离开北京后，交谈停止了，我只能依靠自问自答来讨论严肃的问题，可惜，自问自答根本无法令我满足，因为自问自答的本质是――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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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呓语是对的，只能呓语，在平淡中自说自话，只有这样，心灵才不至于完全的干涸，忽然之间，我发现我是那么需要交谈，需要交谈的对象，就是无知无识的人也行，至少我可以训斥他，告诉他有多么无知，希望他不要继续无知下去，但是，这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于是我把头再次望向书桌边上的一摞剧本，我听到内心的呼喊：拍戏吧，去拍戏吧，混同于人群中吧，这样你会感到好受一些。

    但这个念头一闪，我的理智就告诉我，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因为如果要过创作的生活，那么这种生活必须保持它的一惯性，如果被混乱的生活所打断，那么以前学习的知识，以前所做的思考，全会付之东流，那是长期积累的产物，如果我现在放弃，那么有一天再想创作，就得从头来起，创作的生活必须有一种长期的专注，没有这种专注，创作就不可能深入，就只能在平面上打转，毫无希望地流于庸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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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于庸俗，这不是很好吗？很恰当吗？对于我这样一个市侩，这是再好不过的，我的市侩本能告诉我，创造性的生活是一种冒险，它意味着丧失人生的舒适安逸，丧失对人生各个阶段的品味，创造性的生活要求人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创造，就是发现，要求人像野兽或者神一样生活，它要求人永远在一个单调而孤寂的状态里度过一生，你必须走入荒野，走入无人走过之地，你必须紧张而焦虑地探寻那能使人的存在获得意义的事物，你只能面对毫无希望的虚无，你必须去百般猜测那不可知的事物，并为你的猜测寻找证据，你不能放松，一刻也不能，只有死亡才能使你获得一种休息――这种生活对于我，对于我的才能来说，是残酷的，也是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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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该如何呢？

    我不知道，我无法做出决定，维特根斯坦做出过决定，斯宾诺莎也是，还有一些古代不知名的隐修士，还有一些别的人，无知无识的人经常自心底里笑话他们，他们在站在朝圣之路的路边，冷眼旁观这些人，他们不知，凡是执着地走上此路之人，都在为人类受难，人类的苦难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道路艰险，每走一步，都可能坠入深渊，但无人提醒，并保护他们，他们冒着千难万险，奔向他们幻觉中的光亮，但他们什么都没看到就死去了，只有他们可怜的尸骨